其实也不是什么文武之争，是汉国从大规模战争中停顿下来的一种“阵痛”，比如想要建功立业的军方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一时间心里落差难以平复，再来就是管理民政的人一再强调一国内政，惹得那些本来就失落的武人心生逆反。
    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要耐得住寂寞啥啥啥的，可只要成为军人的那一刻起，谁不是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一日复一日地训练再训练，等不来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好事，可对于军人就真的难免失落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军真的都是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十三个常备军团常年不是在战场，就是在前往战场的路途上。那个时候就是武人最幸福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舞台来表现自己，抓住机会就能封妻荫子。
    对燕之战后，汉国对外战事规模一再下降，针对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残余的仅是两个常备军，西北部镇守原来张氏凉国的只有一个常备军，对付西面羌族、氐族残余也只是一个常备军，处于中南半岛干脆就只有一个常备师，要是后面没有入侵笈多王朝，差不多是九个常备军处于趴窝阶段。
    “军队要是长久不作战会失去血性。”徐正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无病呻吟，对同样是军方一员的谢安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仅是一年不到，虽说武备和操练没有荒废，长期没有动弹的几个常备军真的出现战力下降的现象。”
    那并不难理解，再精锐的部队也无法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战斗力，部队有一段时间处于平和时期之后，将士难免是会心理松懈下来，延伸到的就是方方面面。
    再来是，汉国要应对大面积天灾，短时间内难以大动干戈，还有建设内政的呼声太大，导致连军方都认为自己难再有表现自己的空间，作为军队那种需要保持的警惕和求战心一旦被消磨，仅是依靠训练基本没有太大的作用，需要的是拉到战场再见见血。
    谢安还是比较支持建设内政的呼声。会有这样的思想挺简单，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将，对于怎么治理国家也有自己的理解。
    一个国家的武力是建立在有充足后勤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国家的国力才是军队武力的保证，没有充足国力的国家哪怕是武力能够鼎盛一时，不是在疯狂中走向毁灭，就是国家因为民不聊生陷入动荡。
    跟随刘彦崛起于微末的大都数人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出身，相当多的人并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成了一国大臣是会进行一些知识“补习”，可是很多知识真不是靠“补习”就能搞明白。
    像是徐正，他一直以来的经历就是不用为军队的后勤区苦恼，只要想着怎么率领军队战胜敌人获取胜利就足够了，哪怕是知道粮秣的重要性，也不会去深思军队的粮秣从哪里来。
    又像是谢安，他从小被教导了相当多的知识，清楚且明白军队并不是独1立的个体，军队是整个国家的一部分，百姓没有产出就意味着军队没有后勤。
    刘彦为什么在不喜欢世家的同时又需要去接受世家？就是因为文盲治理不了一个国家，知识和眼界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缺乏知识的人不会去懂得怎么治理国家，没有足够眼光的人难以带领国家走向正确的道路。
    徐正当然不是文盲，却是出身小家小户，知识底蕴上面真无法与世家子比肩。他还是太尉，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注定了要保证军方的利益。
    尽管徐正从一开始都没有明说，可谢安真的明白了徐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作为军方的一员要共同发声，比如向阿三战场的增兵方面。
    【那样做真的好吗？】谢安有更多的顾虑：【武将可以与文官起冲突，却不能伙同起来向王上施加压力啊！】
    一直以来，刘彦对军方已经足够优渥，要是军方还不知趣，以为只要团结起来就能更改君王意志，脾气再好的君王也必然会采取措施。
    谢安就将自己的理解向徐正进行述说。
    “是这样吗？”徐正之前显然没有想那么多，被谢安一提醒额头瞬间就冒出冷汗：“安石提醒得是。”
    谢安能说的也就那么多，哪怕知道只需要作为太尉的徐正去向君王表达述求，不需要来个“人多势众”，也不会再向徐正讲更多。
    两人骑马逛了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
    营地是建立在一处山脚边上，背靠山脚的同时，侧面有溪水，另外两面则是平坦的草原，十分符合诸夏军队建立营盘的标准。
    刘彦进行这一次巡视，是亲自查看关中各郡的情况，一路过来走走停停，已经大概摸清楚是什么个状况。
    现如今的关中，也就长安那边人口多一些，长安的人口还是近两年从各处迁徙过来，其余各郡因为以往连连不断的战争是真正的十室九空。
    汉国将长安定为都城之后，先期的官府和军方是一直号召躲避起来的百姓出山出林，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效果非常有限。
    没遇到战争的时候，人们并不会留在原地，是察觉到战争即将爆发就会拖家带口躲到山林。那么一躲，许多人就断了消息，可能是死在迁徙途中，又可能是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时局改变，导致明明战争都结束数十年，新的国家走入自己认为的盛世，可各地还是会有官府上报增添刚刚走出山林的人口。
    有那么一个明显的例子，刘邦在楚汉争雄中获得最终胜利，他建立了大汉，又有子孙开创文景之治，可是到刘彻当政时期为了向匈奴进行报复之战需要增加人口，官府和民间的游侠就不断深入山林，总是能够抓捕相当数量的野人出来。
    从刘邦建国，再到刘彻要对匈奴开战，历时六七十年还能从山林弄出那么多的人口，可以想象战争爆发时期有多少人躲了进去。
    官方的户籍是对百姓按照人头进行登记，通常还得是八岁开始登记，并不是刚出生就进行登记。那是因为婴儿极容易出现夭折。
    没有被官府进行登记的人口是隐户，也被称作野人，中原王朝对隐户和野人并不讲人性，也就是律法什么的不保护隐户和野人，杀死隐户和野人并不算犯法，那是不管隐户还是野人都没有为国家缴纳一丁丁点的赋税。
    任何一个刚刚开国的王朝，都会想尽办法强迫或是吸引躲藏起来的人口出来，是为国家增加赋税的来源，也是增加兵源的一种手段。
    刘彦建立的汉国就在做历朝历代都会做的事情，用尽方法将躲起来的百姓找出来，使他们从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一份子。
    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增涨人口，有些地方增涨得多，有些地方则会显得非常少，关中各郡就属于少的那一部分。
    “还是得从各地迁徙人口过来。”纪昌直言不讳地说：“大汉既然定都关中，关中人口多寡关乎大汉的稳定。”
    说白了还是一种强干弱枝的做法，不止是都城长安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连带直隶也是越多人越好，一旦需要兵源的时候是越多越好，最好能够形成对其余区域的全面压制。
    关中各郡几乎都没人了，东汉西北区域中叶到后期一直有羌乱，汉人的数量是一减再减，到东末年更是干脆失去对西北的控制，不管是曹魏还是等司马一家子建立晋国，西北的控制权事实上就没有回到中枢的手中，栖息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汉人成为极少数，倒是羌人和氐人的数量一再增加。
    太久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七年前冉闵在关中建立冉氏秦国，他们建国之后第一件干的事情就是拉丁扩军，随后与石碣赵国狠狠地干了几场，后面更是和羌人和氐人一再杀来杀去，一直到冉闵干出举国归附刘彦的事情之前，关中的汉人死了和找不到的不算，活着的跟迁徙出去的仅是剩下二十万不到。
    汉国重新控制关中之后，第一次进行人口登记，人口仅是可怜巴巴的十二万，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羌人和氐人进行冒充，后面的数年间一再增加，到元朔六年关中有登记在册的人口是三十多万。
    今年是元朔八年，不算刚刚迁徙过来的那些，所谓八百里秦川的总人口只有接近四十万的人口数量，可见是地广人稀到何等的地步。
    大秦没有一统六国时期，关中长期是有四百万左右的人口，以当时的一些官方记载，四百万人也还有相当多的地方没有利用起来。
    “整个关中，可征召兵源应当不低于三十万。”纪昌是从长远上来进行考虑，讲的是中枢可就近征召兵源的重要性：“如此才能称得上是稳如泰山。”
    一个国家的中枢必定是要能对各个地方形成压制，才能最大程度地震慑各地方不搞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相关的考虑，与信不信任除中枢直辖之外的行政区没多大关系，纯粹就是一种稳妥的国策。
    “以十户养一兵来算……”蔡优很快就计算出来：“便是三百万户。”
    一户就是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成员数量并不固定，有的可能是只有夫妻两人，有的可能是父、母、夫、妻再加上数量不等的子女，普通家庭的成员数量其实有限。那是西汉时期的“分家”制度早就形成，除家庭长男之外，其余男丁成年并成亲之后是自立出去。但也仅是普通家庭真受到监督，要不然就不会有世家的存在了。
    “郑国渠和成国渠等灌溉系统修复起来，再有新的农作物推广开来，关中充实一千万人完全没有问题的。”纪昌的数据也不知道是来自哪里，很认真地说：“必须要有这个数字的人口。”
    刘彦在回忆，他的记忆中先汉关中人口是稳定在三百万左右，其实与先秦没有太大的区别，杨隋时期的关中人口稳定在三百七十万左右，李唐时期的关中人口最多的时候有四百二十四万。他记得在李唐之后，一直是到朱明时期，关中（陕西）的人口才超过李唐时期，猛增到六百万以上，要不然其余各时期都是二百万左右，有些时期则更少。
    纪昌作为国之丞相，强烈要求关中的人口要多是他的本职，显然也是有经过研究才敢说那些话。
    身为中枢大臣的每个人，他们需要的是和丞相保持一致，哪怕是会损害到关中之外的各区域也是如此。
    在元朔七年，中枢已经下达公文，制定向关中迁徙的相关规定，类似于先汉的富户迁徙，却是更加针对豪族和世家，全国各地需要迁徙到关中的家族多不胜数，那其实也是一种对国家的维稳手段。
    到元朔八年，针对豪族和世家的迁徙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些人迁徙过来却不是没有得到补偿，是本来有多少土地就还会划拨多少，就是那些土地相当多是需要重新开垦，免不了是要元气大伤。
    纪昌主导下的迁徙，为的就是近一步打击豪族和世家，为未来的内政建设敛财的同时，也让那些人没有财力和物资去搞事情，手段有些激烈甚至不光彩，可关乎到国家的时候却是必须做的。
    事实上遭殃的人也算上了中枢各官员，他们最多就是在家乡能留下一些产业，但留下的真的不多，等于是与所有人一样需要在关中重新来过。
    刘彦是支持纪昌的，汉国没有可能同一时间发展全国，只能是划出一个区域来阶段性的全力建设，那么就没有比首都圈更重要的地方，只要不是掠夺其余区域的破坏性建设方式，影响到的也仅是一些特殊群益，对于普通百姓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有好处，比如豪族和世家被迁走之后，该区域的土地重新分配。
    纪昌对众人说：“虽然我们有成熟的军管制度，却是要防止豪族和世家被迁走之后，有新的群体来替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