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三国的城墙，就是荆州古城这棵参天大树目前所能够见到的最早根基，那么培育这最早根基的关键人物，就是关羽和朱然。关羽是最早的扩建者，朱然则是紧接其后的大规模翻修加固者，而且作用完全不亚于关羽，原因在哪里呢？
    关羽曾经建造江陵城池，郦道元《水经注》有明确记载，这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另外，散佚的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道》还记载，关羽是在旧城的南面扩建新城：“江陵府城。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关羽被孙吴攻杀之后，他扩建的城池自然就被吕蒙所推荐的朱然所占据。朱然因此在黄武元年（222），打了一场漂亮的江陵保卫战。之后，朱然继续在江陵镇守，又镇守了二十七年，直到他在这里去世，加起来长达三十年之久。
    到了朱然临死前一年，即赤乌十一年（245），朱然开始大规模翻修加固江陵城池，史书记载：“赤乌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这段记载见于《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此处的“城”字是动词，即修建城池的意思。朱然这一次举措，在荆州古城最早根基的培育上，意义非同一般，理由有三：
    第一，《三国志》中对此进行记载的《吴主传》，是孙权时期的国家编年大事档案，所以措辞非常精炼。整个《吴主传》，对孙权在位时期大规模修建城池的档案记载，总共只有六处。孙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曾经一再下令“诸郡县，治城郭”。全国大大小小的城池，虽然修建很多，然而记入国家档案的，却只有这寥寥六处，可见这六处的规模必定非同一般。
    第二，最早出现在《吴主传》中的两处记载，是建安十七年（212）的“城石头”，建安二十五年（220）的“城武昌”。所谓“城石头”，就是兴修石头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内清凉山），在秦淮河边修建城堡，以拱卫首都建业；“城武昌”，则是修建武昌县的城池（今湖北省鄂州市）。当时的建业和武昌，是孙吴的两大都城。所以这两次工程，都是属于首都基本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修建江陵城池能够与两者并列，可见也具有国家重点工程的性质。
    第三，关羽单独镇守荆州，是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前往益州后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被杀为止，历时只有八年。但是朱然在江陵镇守，是从建安二十四年（219）起，直到赤乌十二年（249）去世为止，历时长达三十年，是关羽的三倍还不止。不言而喻，镇守的时间越长，在城池修建上，积累的资源就越是丰富，经验也越是充足。
    规模非同一般，重要性堪比国家重点工程，积累的资源和经验又更加丰富和充足，那么这次江陵城池的大规模翻修加固，效果究竟如何呢？客观的见证者，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讲到的陆抗。凤凰元年（272），也就是朱然这次修建工程完成二十四年之后，陆抗凭借超级坚固的江陵城池，使得西晋大军在进攻江陵时无功而返，可见工程质量非常优良，绝非现今那些人一踩就塌，车一压就垮，甚至是不踩不压也要垮塌的豆腐渣工程。
    既然这次城池修建，朱然拥有的各种条件都比关羽优越，二十四年后质量又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加之他在时间上又紧接在关羽之后，关羽修的城池，残缺了的他必定要修补，薄弱了的他必定要加强，崩塌了的他必定要加固。因此，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这段三国高大城墙，真正起主要作用的主持修建者，应当是朱然。换言之，这段三国城墙，以及还埋藏在地下的其他部分，就是关羽和朱然，特别是朱然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珍贵实物遗产。
    朱然的第一笔珍贵实物遗产，其特征是体量巨大但又深藏不露，静静等待重见天日。他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遗产，特征则是品种丰富而且光彩璀璨，这又是一笔什么样的实物性遗产呢？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南郊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上百件木器、漆器、瓷器、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被评为当时中国十大考古收获之一，这就是朱然的墓地。现今，在原址上建立起“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朱然墓葬中的文物，就是他朱大帅留给后世的第二笔珍贵实物性遗产。现在就选择其中与我们名将主题密切相关的部分精品，与大家共同欣赏。
    首先欣赏两件物品，这是笔者亲手按照原尺寸做的模型。这是什么东西呢？答案是朱然朱大帅生前所使用的名片，现今名片的老祖宗。
    图1　名刺模型图
    体形苗条的这一种，三国时的全名叫“爵里刺”，简称为“奏刺”或“名刺”。共出土十四枚，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是当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厘米左右。正面直行书写礼节性措辞，字体是向楷书转变的隶书。图1这一枚是：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措辞被空格分为三段：第一段的“故鄣”，是朱然籍贯所在的县名，后面是姓名“朱然”和敬语“再拜”；第二段是固定的问候语“问起居”，即问候对方生活起居。再拜，意思是向您致敬两次；问起居，意思是问候您身体安好。第三段标明自己“字义封”，是方便让对方称呼自己。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交礼仪，称呼自己要称名，比如朱然要自称“然”，以表示谦虚；称呼对方则要称字，比如称朱然要叫“义封”，以表示尊敬。总结起来，措辞包括籍贯、姓氏、名字、敬语和问候语共计五项，其中的籍贯一项，可以根据对方对自己的熟悉程度而增减变化，其余四项则必须具备，所以十四枚的措辞大同而小异。
    体形壮实的这一种，叫做“谒”或“版谒”，共出土三枚。也用本色木料制成，长度也是一尺，但是宽度和厚度都超过了名刺。正面顶端中央书写“谒”字，然后在右侧边缘，用小一点的字体，直行书写同样字体的礼节性措辞。图2这一枚是：假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
    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朱然临终前，担任的职务正是右军师、左大司马，被封为当阳侯，与此处的措辞完全吻合。开头的“假”字，出土时完全腐蚀缺损，但是《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记载，孙权曾经“假然节”，即给予朱然一柄节旄。所谓“假节”，是当时军事上一种专门名号。“假”的意思是给予，“节”是用竹竿与牦牛尾做成，作为君主所赐威权的凭证。享有这一名号者，有权诛杀违反军法的普通将士。据《三国志》记载，陆逊、陆抗父子，都曾拥有“假节”的名号。比照陆氏父子，这版谒上缺损的第一个字，可以肯定是“假”字。
    图2　版谒模型图
    大体说来，名刺应当用于一般性的社交场合，而版谒则用在比较正式的官方场合。
    不要看这些名片的老祖宗原生态十足，文化价值却很高，堪称朱然家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因为有了它们，有关专家才能够将墓主确凿无误地锁定为朱然；因为有了它们，我们也才能够穿越时空，直接感知一千七百年前三国历史文化的动人风韵。在当时，与名刺、版谒相关的有趣故事很多。比如《三国志》卷十《荀彧传》裴松之注引《祢衡传》记载，那位恃才傲物的老愤青祢衡，漫游到东汉朝廷所在的许县，自己书写了一枚名刺，揣在怀里想去访问社会名流。谁知走了一圈，他一个都看不上眼，最后名刺上的字迹都褪了色看不清了，也没能递送出去：“衡尝书一刺怀之，字漫灭无所适。”还有《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夏侯渊七岁的儿子夏侯荣，记忆力相当惊人，曹丕曾经在一次大会上，让他先看一遍在座上百位宾客的奏刺，然后逐一测试，他能够将每个人的姓氏、名字、籍贯全部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还有《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记载，曹操北伐塞外乌丸之后凯旋途中，门口送进一块社会名流的版谒，此人叫做邴原，曹操见了大喜，抓起鞋子一边穿一边跑出去迎接：“邴原先至，门下通谒。太祖大惊喜，揽履而起。”还有《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记载，刘备第一次当官当了一个分管全县治安的县尉。不料没有当几天，就碰上精简机构，上级郡政府的督邮老爷来到县里，准备通知刘备下岗。刘备去向督邮大人求情，门口拒绝把他的版谒递送进去通报：“先主求谒，不通。”刘备大怒，暴打督邮一顿之后弃官而去。
    这些故事非常有趣，但是名刺、版谒的实物，却长期无缘看到，实在遗憾之至。现今终于可以一饱眼福了，要知道在三国的风云人物当中，名刺和版谒同时出土从而呈现在人间者，迄今还只有朱然朱大帅这独一份，实在是极其珍贵！
    这些名片的老祖宗，看起来有点土，但是蕴含的文化格调却很高，在措辞上充分展现出咱们古人的高尚风范。什么风范？也就是礼仪之邦的风范。现今流行的名片，特征是突出自己：姓名用大字，放在正中，所有头衔，这个总，那个董，这个局长，那个主任，全部罗列，不把对方雷倒不算完。但是你看人家朱然朱大帅的名片，格调完全不同。他的名片，特征是尊重对方。用在一般场合的名刺，自己的官衔、爵位一律不写，只有姓名和表字，而且“字义封”三个字还特别写得小一点，那是非常之低调。为何这三个字写得小？前面说了，古人在社交场合中，对自己要称名，以示谦卑；对别人却要称字，以示尊重。写出自己的字，是为了便于别人显示礼貌；但是写小一点，则是预先表示对别人的感谢，意思是您对我的尊敬，实在不敢当，实在承受不起。但是对于对方，既有“再拜”的敬语，接着又有“问起居”的问候语，那是非常之尊重。至于用在正式官场的版谒，虽然罗列了自己的职务和爵位，却是用小字写在右侧的边缘，而把向对方致敬拜谒的“谒”字，用大字放在上端的正中位置，下面还空出一大块空白，表明这也属于对方的范围，自己不敢使用。其特征也是充分尊重对方，而不是突出自己。堂堂孙吴军界的头号人物，皇帝孙权的陪读发小，如此谦虚低调，如此尊重对方，这种礼仪风范，本身就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值得注意。只要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这十七枚名刺和名谒，其笔迹的书写特征完全相同，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比照上面祢衡自己书写名刺的事例，再考虑到朱然为人的谦虚低调和尊重对方，这些名刺和版谒上文字的书写，极有可能是他亲力亲为。换句话说，这些文字，应当是朱然本人生前的亲笔。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笔遗产更是他朱大帅对后世的亲手馈赠，就更是非常珍贵的镇馆之宝了。
    在朱然墓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漆器。这些漆器不仅制作工艺令人赞叹，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些漆器来自何方？其中又有哪些值得欣赏的精品呢？
    三国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郡，是精品漆器的制造中心。漆器和丝锦，是蜀汉两大拳头外贸产品。朱然墓的漆器上就有“蜀郡作牢”字样，可以确认为蜀郡的产品。前面说到，朱然曾经在江陵镇守长达三十年。不仅在地理上接近蜀汉，而且在时间上，除了前面三年孙刘两家处于交战状态之外，从第四年诸葛亮开始辅佐刘禅起，两国就重新变成盟国，友好往来不断。因此，朱然完全有充分的条件，得到来自蜀郡的漆器。
    先欣赏一件漆盒的盒盖。盒盖呈椭圆形，长约十五厘米，宽约九厘米，高七厘米。隆起的顶部中央，镶嵌一块方形铁片，铁片的两侧和中央，横刻三道细缝。这漆盒究竟是什么器物呢？
    考虑到朱然的军队主帅身份，这应当是当时军事机密文件的传送盒，也就是三国版的密码箱。使用程序应当是五步：1使用丝绢或纸张书写机密文件，折叠之后放进漆盒，再盖上盒盖；2在铁片的位置，用细绳横向依次紧紧缠绕盒身，形成一排细绳的平面。3与三条细缝对应位置的细绳，要借助类似于针的工具，横向穿过细缝，从而使得整个绳圈完全固定，绝不会从盒身上滑脱出去。4将细绳打上死结，剪去多余部分，再用黏性很强的封泥，平铺在铁片上，压紧压平后，加盖印章进行密封。5等封泥干硬之后，即可派专人送出。如果途中有人想要偷看盒子里面的机密文件，必须破坏封泥或者细绳，一旦破坏就不可复原，所以必定会被发现。因此，三国版密码箱的构造虽然很简单，设计却极为巧妙，保密功能堪称一流。图3是笔者亲手制作的示意模型，读者诸君可以参看。
    图3　漆盒模型图
    前面讲陆逊之死时就提到，诸葛亮与孙吴重新建立联盟后，镇守上游荆州的陆逊，成为孙权与蜀汉的联系纽带。孙权给对方的公文，中途要给陆逊过目，陆逊可以自行修改，然后再用孙权留给他的大印，重新加封后送出。孙权的公文，正是用这样的漆盒传送，所以陆逊打开看了再放进去之后，才会用孙权本人的印章在外面重新加封。
    说到印章，现今三国影视画面上出现的官印，几乎有人头那样大，完全不对。究竟当时印章的尺寸有多大？“三国探客”告诉你。
    当时的官方印章，由中央专门机构统一制作，规格是见方一寸，习称“方寸印”。当时的一寸，是二点四厘米，大约是成人食指一个指节的长度。至于官印的材质，以及系在印纽上绶带的颜色，也因官阶的高低而不同。顶级高官金印紫绶；次高级官员银印青绶；中级官员铜印黑绶；低级官员铜印黄绶。不仅官印是如此，就连皇帝、亲王的玺印，尺寸也是如此，故有“方寸玺”之称。孙坚攻入洛阳得到西汉高祖传下来的“传国玺”，其大小是“方圜四寸”，这明确记载于《三国志》卷四十六《孙坚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所谓“方圜四寸”，即方形的圆周共计四寸，正好每边一寸。1981年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出土的东汉初广陵王金玺，正方形边长二点三厘米，正是东汉初期的一寸。至于三国的私人印章，尺寸比官印还要小一点。2010年5月河南省孟津县出土的曹魏大将曹休私印，正方形边长就只有两厘米。
    再欣赏一件敞口漆盘：上部口径十四厘米，底部口径六点八厘米，高度一点八厘米。值得注意的是盘底中央的彩绘：两名五六岁的儿童，将衣衫缠在腰间，各自手持木棍，正在比试武功的高低。右边那位向左跨步，双手举棍出击；左边那位一面向左撤步避让，一面举棍伺机还击，全都是像模像样的练家子。前面讲吕蒙时说过，孙吴的军队，与领兵将领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家属也在驻地一起生活，儿孙是军队兵员的主要补充。这件漆盘的图景，应当就是朱然军营中将士后代真实生活的写照。三国时代，不仅武功从娃娃就开始抓起，而且就连“武艺”这个词汇，也最早出现在三国的史书中。陈寿评价曹操的儿子曹彰，“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九《曹彰传》。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这见于《三国志》卷四十《刘封传》。“袁敏有武艺”，这见于《三国志》卷十一《袁涣传》。就连女性，比如孙权的老妹，也是“才捷刚猛，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这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三国啊三国，真是一个充满尚武精神的时代啊！
    最后欣赏漆尺。根据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的陈列说明，是用木胎打底，再涂腻子油漆，长度为二十四厘米。三国的一尺，以往大多认为相当于二十三厘米，那是因为没有实物，只好书面折算出来的近似值。现在有了朱然本人给出的实物证据，准确数值从此可以确定为二十四厘米。没有实物，刘备七尺五寸的身高，只相当于一米七二，那很平常，完全不值得在史书中写上一笔；有了实物，刘备的身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米八零，在营养远不及当今的三国时代，着实是引人注目的大个儿了！
    笔者最近一次到安徽省马鞍山市考察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是在2012年的10月，笔者同时还考察了该市的采石矶名胜区。采石矶又名牛渚矶，就是孙策攻取江东时的登陆渡口。俯瞰长江，波涛东去；回首三国，浮想联翩。想当年孙策挥兵数千在此渡江，打拼孙吴基业，才不过二十一虚岁，年轻得被人称为“孙郎”。为何会“自古英雄出少年”呢？主要原因之一，是古人尚武，特别是在三国时代，从娃娃就抓起，朱然墓中出土的漆盘彩绘就是明证。尚武，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能够强健精神。精神和体魄都强健的下一代，就是少年英雄的后备军。难怪当时会出现名将辈出的闪亮图景，因为有充足的后备军啊！如果当今我们的中华民族，也拥有雄厚的少年英雄后备军，再嚣张的恶邻也不敢小觑我们，对不对？看来尚武还是不尚武，能不能从娃娃就开始抓尚武，可以算得上关乎民族兴衰的大事了。这正是：
    尚武优良传统在，发扬光大待何时？
    关于朱然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孙吴主帅型名将的第五名，陆逊的儿子陆抗。
    主帅型名将第五名——陆抗
    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于青史……
    将门虎子
    本节要说的这位名将，他父亲是孙吴中期的军界首脑，本人则继承父业，成为孙吴后期的杰出主帅；他是全力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在上游荆州镇守整整十五年；因为有他在，北面的强敌西晋不敢对孙吴动兵；因为他去世，几年后孙吴就被西晋大军灭亡；他四个儿子全都成器，老大和老二为国尽忠，牺牲在疆场，老三和老四则是西晋文坛的兄弟双星，留名青史。他，就是陆逊的儿子陆抗。陆抗究竟是怎么从高门公子哥，成长为三国名将的呢？他是靠吃父亲的老本，还是凭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呢？
    陆抗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氏，是陆逊的次子。因为大哥陆延早死，所以赤乌八年（245）其父陆逊去世的时候，刚刚才满二十岁的他，就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并且经受了一场突然的严峻考验。考验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上一节讲过，陆逊是在孙权的有意打击之下，悲愤含冤而死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的。陆逊死后，陆抗护送父亲的遗体，准备回下游江东的故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一带安葬。途中经过京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时，他顾全大局，特地去向皇帝孙权谢恩。孙权刚刚逼死了他的父亲，他去向孙权谢什么恩呢？原来，陆逊死的时候，他手下长期追随的亲兵，还有五千人马。前面讲过，孙吴实行了一种特殊的军队制度，后世学者称为“领兵制”。领兵将领与他部下之间，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部下长期跟随将领，部下的妻室儿女家属长期随军驻防，子弟成年后也继续在这支军队当兵。为了暂时安抚这支长期依附陆逊的部队，防止出现动乱，孙权便任命陆抗为建武校尉，作为这支部队的首领。陆抗去谢恩，就是谢这个职务的恩。
    但是陆抗一到京城，就被孙权下令软禁在规定的地方，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问题，而且不准与外界来往，等于是被双规了。他才二十岁，此前没有介入政治，也没有违法乱纪，为何会遭到如此对待呢？原因是孙权还想在他身上，继续清查他父亲陆逊的问题。于是，孙权又从皇宫中派出特使，拿出当初一个名叫杨竺的告密者告发陆逊的二十条罪状，一条又一条地追根究底，要陆抗如实回答。《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是“送葬东还，诣都谢恩，孙权以杨竺所白二十事问抗，禁绝宾客，中使临诘”。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如果碰上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早吓得尿裤子了。而陆抗的表现如何呢？两个字：淡定。他一条一条地回答，而且回答得比当初他父亲还冷静，还清晰，还更有说服力。孙权本来以为，当初在陆逊那里没有追问出什么罪过的问题，在陆抗这里，总会挖出一点纰漏或差错来，却没有想到竟然问出这样的结果。一点没有抓到小辫子的孙权，反应究竟如何呢？《陆抗传》上的描述，说是“权意渐解”，即孙权的心结逐渐消解了。其实，孙权恐怕还有相当大的尴尬，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第二年，也就是赤乌九年（246），陆抗晋升为立节中郎将。当时军官的名称，按等级的高低，大体分为将军、中郎将、校尉和都尉几大类。每一类的前面，又冠以不同的形容词。陆抗从建武校尉，变成立节中郎将，属于提升。所谓“立节”，即建立节操，从这一官职的命名看，孙权是有深意的，他希望陆抗建立节操，实际上就是要陆抗放下父亲被逼死的恩怨，继续效忠自己。在陆抗这一方面，他的家族是深深扎根在江东的土著，而且一直是名门大族，脱离不了江东。既然脱离不了江东，从整个家族和自己的发展前途考虑，除了继续为孙吴政权效力，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他带领手下兵马，前往新的江防要塞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驻守，以便将武昌的大营腾出来，交给新来的长官诸葛恪。而陆抗的节操究竟如何，从驻地交换的行动中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新来的诸葛恪，是诸葛亮大哥诸葛瑾的长子，新生代将领中最受孙权青睐的风头人物。他人很聪慧，特别是玩脑筋急转弯，反应极快。《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中记载，孙权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令人牵进一头驴，驴头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诸葛子瑜”四个字，众人一见，不禁大笑。原来，诸葛瑾字子瑜，他是长条脸，很像驴。好开玩笑的孙权，就拿忠厚的他来取乐。在座的诸葛恪，立刻拿笔上前，加上“之驴”二字，变成“诸葛子瑜之驴”了。众人莫不佩服，孙权马上把驴赏给诸葛恪。但是他又骄傲自满，当初陆逊就因此对他有看法。现今孙权提拔他为大将军，兼任荆州牧，接替陆逊镇守武昌。对于这位过去与父亲不和睦，现今又来占据父亲老地盘的同辈，陆抗会如何对待呢？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陆抗临走之前，下令将武昌大营的城池、营垒、围墙、房屋，全部修缮一新；营地周围的园林，包括桑树、果树等，全部保持完好不准砍伐；整个大营，如同全新建成的一般。但是，诸葛恪在柴桑留下的营地，却是一片脏乱差，到处破破烂烂。诸葛恪进驻武昌大营后，看到陆抗给自己留下的，与自己留给陆抗的截然不同，这位平常自视甚高的风头人物，史书说是“深以为惭”，也就是自感惭愧得很。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在诸葛恪和陆抗身上，得到了准确的验证。七年之后，做事依旧粗疏轻率的诸葛恪，被政敌杀死在皇宫的酒宴上。而做事更加细致踏实的陆抗，却在十年之后，开始镇守孙吴西部，逐渐成为支撑国家危难局面的栋梁。那么陆抗充分发挥国家栋梁作用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
    标志性事件，就是充分展示他军事才能的“西陵之战”。
    要弄清楚“西陵之战”，先必须对陆抗当时的军事职务了解清楚。《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孙皓即位，加镇军大将军，假节。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孙皓即位以后，陆抗升任镇军大将军，给予“假节”的威权。建衡二年（270），孙皓又任命陆抗担任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把治所放在乐乡。你就会问了：陆抗既然升任了镇军大将军，为何又让他担任都督信陵等处的诸军事呢？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三国是古代军事制度的变革期，其中最重要而又与陆抗职务密切相关的变革有二：一是督将战区制的形成，二是高级将领身上，出现了军阶、职务、威权三者的明确区分。在此之前，如有军事行动，一般是临时选拔将领，征调军队；行动结束，将领交出军权，士兵各回原地。到了三国，战火长期不断，各国开始在地盘中，划出固定的战区，派遣常驻的部队，任命常驻的指挥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区的指挥长官，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一般带有“督”或“都督”的字样，于是督将战区制诞生。陆抗担任的“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就是这五个军分区上面的总司令。至于每个军分区的司令，就称某某督，比如信陵督、西陵督。后来唐代的节度使、明清的总督，与此都有渊源关系。
    督将战区制出现后，高级将领身上，就不再如以前只有军阶，而是有军阶、职务、威权三种不同的名号。陆抗的“镇军大将军”，是他的军阶，类似后世的军衔，决定他官阶高低，领多少工资。而“都督诸军事”是他的职务，决定他的具体职责范围，是指挥信陵等五个分战区的各路军队。至于“假节”，则是他拥有的威权，决定他有权自行诛杀违犯违反军法的将士，后世没有类似的名号。此处的“假”，意为给予；“节”是用竹与牦牛尾做成的节旄，是君主授权的特殊凭证。
    陆抗所指挥的五个战区，是从三峡中段起，直到三峡东口以下的江陵，这一大段的长江防线。最西边的信陵县，在今湖北省秭归县东南的长江北岸，与蜀汉地盘接壤。西陵县，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三峡东口的长江北岸。夷道县，即今湖北省宜都市，在长江南岸。乐乡，在今湖北省松滋市东北，荆州市荆州区西南的长江南岸。公安县，即今湖北省公安县，也在长江南岸。这么一大段长江防线，绵延将近千里，在西面的三峡方向，北面的襄阳方向，都面临着同一个强敌。这个强敌是谁？就是当时先后吞灭了蜀汉和曹魏的西晋王朝。
    凤凰元年（272）八月，陆抗下属的西陵军分区指挥官，西陵督步阐，宣布投降西晋，据守西陵的坚固城池，等待对方的援助大军。九月，西晋王朝立即调派八万大军，在荆州战区总指挥官羊祜的统领下，从襄阳大举南下，接应步阐。孙吴政权，顿时面临严重危机。要知道危机为何严重，就必须对当地的军事地理有所了解。
    陆抗所镇守的近千里长江防线，有两处军事重镇，即西陵和江陵这两个“陵”。西陵原名夷陵，正好位于三峡的东口，是通向西面益州的咽喉。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正当北上襄阳进入中原的大道。换句话说，当时西晋如果要摧毁孙吴，西路要从益州出三峡东下，中路要从襄阳南下，而抵抗这两路进攻的坚固据点，就分别是西陵和江陵，因此孙吴对此两处要塞，进行了长期的打造经营，就一点不奇怪了。
    西路的要塞西陵已经被出卖占据，中路的要塞江陵又面临西晋八万大军的进攻，一旦陷落，西部门户洞开，对方乘胜东下，那就是当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挥兵东下的重演，孙吴可谓是危如累卵。面临如此严峻局面，陆抗指挥三万人马应战，对内要收拾投敌叛国的步阐，对外要应付强大的敌军，他能够像向他父亲陆逊那样，创造以弱胜强的用兵神话吗？
    这时，真正考验陆抗在用兵本领和胆量上，是否得到他父亲真传的，而且他首先就必须要做的功课，是一道看似简单得很的双选题：他这三万兵马的使用方向，是选择在江陵呢，还是在西陵呢？
    一般人肯定会选江陵。因为江陵一直是上游荆州的政治中心，价值更重要；与陆抗总指挥部所在的乐乡，基本上是隔江相望，出兵更近便；如今又直接面临西晋的大军来犯，情况更紧急。陆抗的下属将领，就是这样选择的。
    但是，陆抗的选择却与众不同。据《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记载，他对众将官说：“江陵城固兵足，无所忧患。假令敌没江陵，必不能守，所损者小。如使西陵盘结，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则所忧虑，难可竟言也！吾宁弃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他认为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抵抗敌人没有忧患。即便敌人暂时占领江陵，也会因为深入我方地盘而无法守住，损失不大。但是一旦西陵方面的敌对势力团聚起来，在它南面山区的少数族都会跟着发起动乱，那时忧虑就一言难尽了！所以宁可丢弃江陵而攻克西陵，更何况江陵还牢固无忧。总之，陆抗判断当前的要害是西陵的内乱，而非江陵的外患。他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因为他早就有预防的举措。
    原来，当初陆抗看到江陵北面的地势平坦开阔，道路通畅方便，对西晋来犯的骑兵极为有利。为了加强防御，他指令江陵督张咸，在下游的水口附近修筑了一道大堤堰，阻断江陵西面从北向南流到长江的支流。于是，这条名叫沮漳水的河流下游，就变成了一个大湖泊，把北面襄阳通往江陵的道路全部淹没。敌人不要说进攻江陵城池，就连到达城池之下也办不到，江陵城就更保险了。
    话说陆抗决心下定，争分夺秒指挥主力军团奔赴西陵。到了西陵城下，你猜他第一道命令是什么？立马发起战斗吗？非也！是立马投入劳动。他命令在西陵城池的外面，高筑墙，广积粮，再修一圈包围老城的新城墙，从而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抗击西晋援军。他在现场严格监督，日夜催促，就好像西晋大军已经杀到眼面前一般。将士们觉得昼夜干活实在太苦，纷纷抱怨，说是东边才修了大堤堰，西边又来修城墙，我们不是工程兵部队，宁可拿武器向步阐进攻，也不愿拿工具上城墙做工。陆抗心想用事实来说服你们也好，就让抱怨最厉害的将领雷谭，领兵前去攻城，结果是无功而返。这下子，将士们没话说了，老老实实抓紧干活，终于将新城墙按时完工。
    那边的羊祜统兵南下，快到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东）时，发现前面有人造大湖泊拦路，决心将计就计，利用湖泊来运送大批军粮。于是，他一面打造和征调船只，一面放出风声，说是将要破坏对方修建的堤堰，放水之后好通行步兵，以迷惑对方。得知消息的陆抗，又会怎么应对呢？
    陆抗的反应，《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有如下记载：“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他一得知消息，立马下令江陵督张咸，赶紧挖开堤堰放水。部下将领都很不理解，多次劝阻他也不听从。结果怎么样？等到羊祜把船只刚刚准备停当，湖泊已经水位下降，变成了沼泽和湿地，船只毫无用处不说，连步行也难以通过。八万人马中，只有将领杨肇手下不到一万人，勉强越过这片泥泞地区赶到了西陵。其余部队在后面好不容易来到江陵时，西陵那边的失败已成定局了。
    原来，这一年的十二月间，杨肇兵力不足，又远来疲乏，对西陵发起的进攻没有足够冲击力。等候多时的陆抗，凭借新修成的坚固城墙，把飞箭和礌石，如暴雨一般发射下来，杨肇的人马不死即伤，迅速减员。坚持一个月之后，孤军无援的杨肇见势不妙，在晚上悄悄撤军。陆抗派出一支小部队跟踪追击，就杀得杨肇大败而逃。羊祜得知消息，随即传令全军从江陵撤退，以免被对方压迫到沼泽和湿地的绝路当中。
    这时的陆抗开始回过头来，全力对付老城里面的步阐。此前他就曾在西陵镇守，老城的防御体系均由他亲自打造完成。凭借对敌情的极为熟悉，对方又因失去外援而军心溃散，老城很快就被全力强攻的陆抗拿下。步阐的家族与其他领头反叛的骨干将领，被依法斩首。其余几万将士和民众，由陆抗上奏请求不搞株连大开杀戒之后，全部从宽赦免。大获全胜的陆抗，在下属面前依旧如以往一般谦虚和蔼，所以史书上说是深得将士们的拥护和欢心。
    步阐所困守的城池，相传在今湖北省宜昌市的葛洲坝一带，现今尚有夯土城墙一段，称为步阐城或步阐垒，供游人观赏并发思古之幽情。
    西陵大战，是三国最后一场以弱胜强的特大型战役。与曹操的官渡之战，周瑜的赤壁之战，刘备的汉中之战，陆逊的猇亭之战和石亭之战，组成了以弱胜强特大型战役的经典系列。至于陆抗的用兵特色，可谓深得其父陆逊的真传。真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前面《陆逊篇》讲过，陆逊的看家本领，是两个能够和充分：一是能够在动手之前，充分做到深思远虑；二是能够在作战之中，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孙子·地形篇》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对比陆抗，一是能够在动手之前，充分做到深思熟虑，在主攻目标究竟是西陵还是江陵的选择中，排除众议，做出眼光独到的明智判断。二是能够在作战之前，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做出可靠的应对预案。总之，他正好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看家本领。显然，他绝非只会败坏家业家风的纨绔公子哥，而是能够光大门楣，为豪门子弟树立好榜样的将门虎子。含冤而死的陆逊，也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西陵之战，使得孙吴躲过了被强敌吞灭的危机。当时的晋武帝，已经起心消灭孙吴，而羊祜就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领头主将。但是，此战大败后，朝廷舆论大哗，迫使晋武帝给予羊祜降职处分，吞灭孙吴的打算也被迫暂时搁置下来。因此，后来东晋的大臣何充，才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深沉慨叹，并且被记载于《晋书》卷七十七《何充传》中。
    但是，两年之后，这根国家的栋梁终于倒了。凤凰三年（274）秋天，陆抗因病去世，终年仅四十九岁。五年后的十一月，做了充分准备的西晋，出动六路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孙吴。其中，大将王濬统领的益州水军，东下三峡，声势最大，行动最快。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水军抵达建业的石头城下，孙吴举手投降，延续了八十六年的孙氏政权（从孙策攻取江东起）宣告灭亡，三国历史至此正式结束。用唐朝刘禹锡的著名诗句来形容，就是“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了。
    陆抗的长子陆晏、次子陆景，在对抗王濬水军的战斗中捐躯阵亡。四子陆机字士衡，五子陆云字士龙，却在西晋文坛大放光芒，特别是陆机，不仅作品丰富多彩，而且文学理论也有独特建树。唐代官方修撰《晋书》的时候，唐太宗专门为他写了一篇评论，放在《陆机传》的后面，推崇他“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评价相当之高。
    陆家三代，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孙吴主帅级的名将；孙子陆机、陆云兄弟，则是西晋的文豪。三代人都留美名于青史，堪称人才辈出，文武交辉，在三国名将中堪称独一无二。陆逊是主帅型名将的季军，陆抗则可评为周瑜、吕蒙、陆逊、朱然之后的第五名。但如以继承父业的成功程度而论，陆抗堪称孙吴名将的第一名。
    将陆逊与诸葛瑾两家进行对比，会有令人深思的发现：就第一代而言，官做到孙吴大将军的诸葛瑾，成就同陆逊大体相当，可谓两家不相上下。到了第二代，诸葛恪当上太傅，是少帝孙亮的指导老师兼首席辅佐大臣，此时的成就，还要高过陆抗；但是，诸葛恪很快就被政敌谋杀，家族子孙被剿灭，而陆抗却上升为支撑国家的栋梁。到了第三代，诸葛家早已灰飞烟灭，陆家却青史留名。为何陆家能够三代交辉，而诸葛家连第二代都没有得到善终呢？问题，就出在第二代的身上。因为第二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他们如果足够优秀，就能不仅把上一辈的成就发扬光大，还能把下一辈也培养成器；他们如果不优秀，不要说培养下一辈，连他们自身的一切都可能毁在手里。陆家的第二代陆抗，在逆境中受到锻炼而成功；诸葛家的第二代诸葛恪，在顺境中受到腐蚀而毁灭。俗话常说“富不过三代”，看来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正是在于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实在是过分优越了。这正是：
    非凡二代能光大，三代交辉赞陆家。
    孙吴的名将就讲到这里。下面要开始讲蜀汉的名将。
    蜀国名将篇
    主帅型名将第一名——诸葛亮
    诸葛亮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会在襄阳的隆中等待了十二个年头之久？为何会被刘备深深打动而为之出山效劳？他出山后的第一个官职，又怎么会是颠覆传统印象的总税务官呢？
    一　卧龙出山
    三国多名将，正说也精彩。
    本节开始讲蜀汉的名将。首先登台的这一位，他的正式官职，是朝廷的行政首脑丞相，性质原本属于文臣；但是他又掌控了全国的军权，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伐，实际上也是全军的总司令。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诸葛亮是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今天我们是把他作为特殊的名将来介绍，所以着重在他的军事业绩。那么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诸葛亮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在襄阳的隆中等待了十二个年头？为何会被刘备深深打动而为之出山效劳？他出山后的第一个官职，又怎么会是颠覆传统印象的总税务官呢？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琅邪郡阳都县人氏。阳都县，在今山东省沂南县，现今还有古城遗址留存。诸葛家族，本是官宦世家。他名字中的“亮”，是指光亮。而“孔明”的孔，有人说成是孔洞的孔，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说，准确的含义，应当是非常，性质是副词；“孔明”者，非常之鲜明也。名和字两者配合，就是这道光亮将会非常之鲜明。可见家庭对他是寄予了厚望的，盼望他将来成为光彩照人的杰出人才。
    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记载，他父亲诸葛珪死得早，留下儿子三人。大哥诸葛瑾，后来避乱江东，成为孙权手下的大臣。诸葛亮和小弟诸葛均，幼年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出任江南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太守，带着两个侄儿去赴任，从此诸葛亮就离开故乡。后来，诸葛玄下了岗，生活困难，而北方老家又是一片战乱，只好带上侄儿到荆州的襄阳（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投奔在此当军政长官的老朋友刘表。不久，诸葛玄也不幸去世。诸葛亮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处名叫隆中的地方，开始了半耕半读的独立生活，即《诸葛亮传》中所谓的“躬耕陇亩”。山清水秀的隆中，当时属于南阳郡的邓县管辖，现今已经成为著名的三国历史名胜古迹。
    诸葛亮在襄阳停留的时间，是从东汉建安元年（196）前后，到建安十二年（207），前后十二个年头；从年龄上说，是从十六岁的少年，到二十七岁的青年。那么他在这里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外表上说，他就很特殊。《诸葛亮传》说是“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当时一尺，相当于现今二十四厘米，八尺就是一米九六，身材高大，容貌雄伟，当时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凡响。蜀汉名将赵云的身材，史书记载也是身长八尺，两人一文一武，都以忠诚正直著称，无论身材和品格，都是你高我也高。
    从风度上说，他也很特殊。他空闲时最喜欢抱膝而坐，对着那绿水青山，放歌一曲《梁父吟》。《梁父吟》又名《梁甫吟》，这首古代乐曲，传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子，在泰山下耕作时所作，正好出自诸葛亮的老家齐鲁一带，堪称熟悉的乡音。每当他放歌《梁父吟》时，胸中豪情奔涌，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味。
    从读书上说，他也很特殊。特殊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当时他与徐庶、石韬、孟建在一起游学，那三位好友读书，“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见于《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徐庶三人努力把儒家经典读熟读精，那是在走东汉儒生应试教育的老路。什么是东汉应试教育的老路？前面讲吕蒙时我们有过详细介绍。东汉从地方推荐出来的人才，以孝廉为主体，到京城集中之后还要进行考试，题目选自儒家经典。如果对儒家经典读得不精不熟，就会考不及格，当不成官。诸葛亮读书，不走这条老路，采用完全不同的新方法，就是“观其大略”。所谓“观其大略”，不是随便乱翻草草了事，而是在阅读时吸收对自己真正有用的精华，而非面面俱到，纠缠在繁琐的细节上。
    诸葛亮之所以采用新方法，除了他个人的明智选择之外，还与当地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南面的荆州，不仅社会相对安定，战乱较少，而且在首府襄阳，还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文化精英。他们在军政长官刘表的大力支持之下，推进学术文化建设，形成了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反对东汉以来繁琐零碎的老学风，成为当时战乱年代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不难看出，诸葛亮“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正好与荆州学派简明扼要的新学风相吻合。那么这是偶然吗？回答是，非也。
    其实，诸葛亮之所以能在襄阳停留长达十二年之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特别是这里独特清新的文化环境。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与荆州学派的领军人物司马徽、庞德公，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妻子就是诸葛亮最小的姐姐，所以庞德公是他的姻伯。而司马徽比庞德公年轻十岁，两人的关系亲如兄弟。后来向刘备大力推荐诸葛亮的，不仅有一同游学的学友徐庶，更有这位老前辈名流司马徽。由此可见，他的读书新方法，是在充分吸收荆州学派的丰富营养之后形成的。
    从志向上说，他就更特殊了。其实他读书方法上的特殊，就缘于志向的特殊。他曾经多次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这二位是什么人呢？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辅佐齐桓公完成了霸主之业。而乐毅则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率军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管仲“文治”了不起，却不会用兵；乐毅“武功”了不起，却不善治国。诸葛亮认为自己兼有二者之长，一个顶俩，文武全才，可见他的志向，就是后世所说的“出将入相”了。
    最后从择偶上说，他也特殊得很有趣。《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载，孔明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此时唯一的长辈叔父诸葛玄已经死去，所以就由他自己来物色对象。消息传开，襄阳当地的一位名士，名叫黄承彦，生性爽快开朗，就来对他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听说孔明君正在选择妻室，本人有一个丑女儿，头发有点黄，皮肤有点黑，但是才能却配得上您呀。黄老先生真是爽快开朗，主动来提亲不说，还如实介绍女儿情况，谦称“丑女”。其实，黄小姐不过是头发有点黄，皮肤有点黑而已。放在现今，头发的黄，皮肤的黑，那都是时尚流行色，不黄也要染黄，不黑也要晒黑。真让孔明动心的是她的才能，她父亲敢说配得上自己，可见此女才能非凡。其实，长期居住在此的孔明先生，应当对黄小姐的情况早有耳闻。他也爽快开朗，马上同意。黄老先生立刻将女儿送到隆中，于是孔明先生就很快结婚了。翁婿俩人的故事，很快在当地传开，乡亲们常常开玩笑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莫要学孔明选媳妇儿啊，只得到阿承的丑女儿啊！孔明与乡亲们的亲近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诸葛亮在隆中时，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显得出类拔萃。难怪庞德公、司马徽两位老前辈，会给他两个字的高度评价：“卧龙”。“卧龙”者，还没有施展抱负的顶尖级英才也。
    既然诸葛亮是顶尖级英才，照理说应该尽早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抱负才是。为何他在二十七岁之前，一直都在隆中躬耕，没有出山进入仕途呢？原因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答案很简单——他在等人，等待那个符合自己条件的“意中人”。
    隆中东面二十里外的襄阳，就有荆州的土皇帝刘表。诸葛亮当初跟随叔父诸葛玄来投靠刘表，与刘表早有关系。如果他想到刘表手下去当官，那是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去，因为刘表不是他的“意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