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台阶，刘彻一步步走到御座前。
    甘泉宫在本质上来说，只是皇室的度假避暑行宫。
    兼之，甘泉宫是在秦代的林光宫和甘泉前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重要的是，当时重修甘泉宫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汉室闹经济危机，关中斗米三千钱，丞相上朝都是坐牛车。
    所以，甘泉宫在重建时，基本上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尽量利用秦代的完整宫殿设计以及材料。
    于是，甘泉宫就成为了汉室最随意的一个宫殿群。
    随意到什么程度？
    就在甘泉山的山脚下和旁边的山谷里，有一堆的列侯别苑。
    皇帝夏季来甘泉宫避暑，这些家伙也跟着跑过来泡温泉。
    前世，窦婴那个家伙就在刘荣自杀后，跑到甘泉山这里的别苑，闭门不出，号称要做隐士。
    但问题是——你要做隐士，去终南山啊，跑甘泉山做咩？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的额头上写了一行大字：我就是要让皇帝知道，他错了！
    然后，醒悟到这一点的窦婴，立刻就屁滚尿流的重新出来做事了。
    而具体到甘泉宫本身的设计布置，也同样随意的很。
    就拿皇帝的御座来说吧。
    北殿这里的御座，已经算是甘泉宫里最高的一个了。
    但也只有五五二十五阶的台阶。
    这对一个野心勃勃，想要彰显自己高大上的皇帝，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甘泉宫在历史上，在小猪时期，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
    山脚下跟山谷里的列侯们的违章建筑，基本全部被强拆。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明光宫、居室、通灵台以及皇家植物园——木园，也就是后世俗称的仙草园。
    但刘彻就无所谓了。
    他甚至觉得，甘泉宫这样的设计很好。
    能让皇帝与国家的统治阶级列侯们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也能随时随地的，在列侯们的中间掺沙子，保持皇帝对贵族们的控制。
    作为皇帝，可以远离群众，不知民间疾苦，但绝对不能远离大臣和贵族。
    一屁股坐到御座上，刘彻抬起头，看着满殿的武将列侯，对自己行礼参拜：“臣等拜见陛下，陛下万寿无疆！”
    “免礼，平身，赐座！”刘彻淡淡的道，等到大臣们都坐好或者按着次序站好。
    刘彻才道：“近日以来，朕闻之，朝野多有舆论，谓之曰：匈奴即暴且虐，天必予大罚齑之，今匈奴西征，王师当出云中，复故秦赵之九原，上应天命，下合黎庶，朕今日命众卿前来，就是想听听，卿等的意见……”
    众臣闻言都是临襟正坐。
    自汉室立国以来，针对匈奴问题，召开过三次重要的御前军事会议。
    从战绩上来说，目前主战派以二比一的优势，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唯一输掉的那一次，还是在吕后时期。
    但，在实际上来说，主和派在过去三十年，才是朝野的主流。
    甚至就连天生狂热的喜好战争的列侯阶级们，也有许多坚定的反对对匈奴作战。
    在经历了平成之战后，汉军的缺点暴露无遗。
    庞大的笨重的步兵集群，机动性太差，协调能力和运动能力，远远跟不上以骑兵为主的匈奴人。
    内线作战，还能依托城市和要塞，一旦出去跟匈奴人刚正面，就是送菜。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将军，都不会去打一场必输的战争。
    是以当初，在冒顿粗暴无理的挑衅和侮辱的时候，一向是大老粗的灌婴，强行给吕后泼冷水，打消了吕后的战争意图。
    那么问题来了，主战派到底是怎么赢下来另外两次的？
    答案很简单，皇帝亲自下场拉偏架，力排众议，以皇帝的威权，强行通过了战争决议。
    太宗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甚至穿上甲胄，配上天子剑，亲临军营，慰问士卒，鼓舞士气。
    能让皇帝做到这个地步，主和派的势力之强，可想而知。
    但如今的局势，却已经反转过来了。
    通过太宗和仁宗皇帝两代人三十年的积累。
    尤其是刘彻上台后这两年，不断的武装军队，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扩建骑兵部队，广修马场。
    到现在为止，汉军已经拥有一支八万人的装备了马镫、马鞍以及马蹄铁的新式骑兵。
    尤其是夏胭脂嫁过来后，陪嫁来的奴隶和骑兵，教会了汉军几支主力，如何在草原上寻找水源，辨识方向。
    现在，列侯们和将军们虽然觉得，假如要跟匈奴拉开架势，进行决战，可能不一定能百分百取得胜利。
    但是，假如只是收拾没有了白羊部落的河套之敌。
    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甚至有人觉得，可能会一战而定。
    就像去年的义纵徐悍灭亡卫氏朝鲜一样。
    而匈奴主力远在西域，等他们反应过来，河套都进了汉室嘴里了。
    最重要的还是义纵徐悍灭亡朝鲜，让汉室的军方，忽然间就觉醒了自己的本能。
    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所以，朝野局面立刻就发生了逆转。
    大量的主和派，迅速改变立场，变成了一个战争贩子。
    这一点都不奇怪。
    以前他们主和，只是因为，没有胜利的把握，失败的可能性却很大，没有人敢担战败后丧师辱国的风险。
    如今，随着汉军的实力迅速增强，各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投入使用。
    加上去年，不费吹灰之力，仅仅用了一次武装游行的灭亡了卫氏朝鲜政权。
    这让许多人都开始膨胀起来。
    而匈奴人在最近几次汉匈交往中的退让，也让人觉得，匈奴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年，平城之战的时候，带着大量步兵的汉军，尚且跟冒顿来了个五五开。
    如今，八万铁骑在手，以举国之力，对付河套之敌，还不是手到擒来？
    对于中国士大夫贵族们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建立一个天朝上国，让八荒六合，统统臣服的诱惑，是无法阻挡，也无法抗拒的使命。
    在这一点上面，除了墨家外的诸子百家，意见是一致的。
    所以，目前，出现在刘彻面前的局势就是，主和派已经全面崩盘。
    以往的主和派的中流砥柱，将军列侯们，集体转向，成为了战争贩子。
    至于舆论……
    你能指望那些满嘴嚷嚷着‘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的儒家学者，还有坚决要求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一个军事机器的法家出来主导和平？
    甚至就连一力排斥战争，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其实也在暗地里推波助澜。
    至于你问为什么会这样？
    只要看一看匈奴的体制，就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墨家门徒，都不会坐视匈奴人的暴政继续下去。
    兼爱非攻，首先要兼相爱啊！
    更何况夷狄无人权，这是诸子百家的共识！
    兼之，实际上现在的墨家，已经被刘彻改造成了一个类似米帝的军工复合体那样的组织。
    墨家现在的复苏和兴盛，来自于军队和少府对墨苑的技术需求。
    在秦代的时候，墨家就已经知道，在这样的局面下，自己应该怎么办了。
    墨家爱好和平？
    这大抵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了。
    恰恰相反，经过了秦的兴盛和汉的衰亡后，墨家的门徒们，可没有人想再回到过去那种传承艰难，没有支持的局面。
    墨苑方面虽然没有在战和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但他们悄悄的将第一具合格的水力锻压的胸甲给弄出来了。
    这其实就是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就如同他们的前辈在给秦国的七代君王打工的时候一样：兼爱非攻，咱们还是提倡的，这毕竟是祖师爷的招牌，但只要俺们不亲自去上战场，那就不算违背兼爱非攻的原则。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学派或者思想，他们首先会考虑的绝对不是什么原则立场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能存活，然后是壮大。
    至于原则立场节操那是什么？
    至于黄老派？
    在列侯们都倒戈了以后，你还能指望这些同样是列侯阶级和勋贵集团一员的老爷们出来主持公道？
    要知道，黄老派虽然主张无为，但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无所不为这四个字。
    正如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黄老思想特征：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而为，无常势，无常形……
    更何况，在实际上，黄老学和法家，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一个主张政府无所不管，另外一个强调，只要法律没规定，那就不要去管。
    因此，刘彻深知，想要让目前狂热的战争叫嚣冷静下来，非常有难度。
    将军们想要立功封侯，贵族们希望借助战争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大臣们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洗刷过去的耻辱，顺便让自己名留青史，就连民间的舆论，也普遍呼吁战争，要求报仇。
    大复仇主义的文化熏陶之下，以及国力增强带来的军队自信心和实力的增加。
    在实际上使得，汉匈之间，在日益接近战争的边缘。
    历史大势，滔滔而来，如同一个巨大的车轮。
    任何想要阻挡它前进的人，都要变成一个可笑的堂吉诃德。
    所以，当丞相周亚夫第一个出列出来奏报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启奏陛下，昔者，奉春君，与高皇帝建言曰：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以至秦中。今匈奴虽已逐出河南，然其于河套，置有休屠、昆邪、楼烦、白羊四王，轻骑三日可至萧关！陛下曾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今陛下卧榻之侧，有虎狼酣睡，臣窃以为，为万世计，当兵出云中，复我九原故土，逐匈奴于黄河之外！”
    周亚夫的话，也算是代表了长久以来的汉室君臣共识了。
    匈奴人霸占着河套地区，就像一柄达克摩斯之剑，悬在汉室的头顶上。
    要说汉室君臣能放心，那才叫见鬼了！
    河南之战后至今二三十年，汉家君臣，没有一天不想收复河套，让长安远离匈奴骑兵的威胁。
    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稷安危的根本之要。
    哪怕就是过去的主和派们，在他们最强盛的时候，也是说要加强军备，防御匈奴的。
    这也是汉初主和派跟后世的绥靖投降派的最大差别。
    汉初的主和派们之所以主和，那是因为，在正面消耗，损失太大，也消耗不过匈奴。
    但他们在主和的同时，从未放弃整军备战，来日复仇。
    就像周亚夫所说的那位奉春君。
    此人本姓娄，名敬，后被刘邦赐姓刘。
    他就是汉室主和派的祖师爷跟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
    但哪怕是刘敬，在制定了和亲政策后，从匈奴归来，立马就建议实施强本弱末政策，加强关中的力量，防备匈奴。
    周亚夫之后，申屠嘉也道：“陛下，老臣曾亲于吕后之时，立于东宫军议之中，彼时，匈奴冒顿，以言语辱及吕后群情激奋，众皆曰：可战，独颖阴懿候灌公讳婴执剑而立：有敢言战者，皆曰可杀，吕后于是乃止，事后，臣私下独与灌公议之，灌公对臣曰：岂非不战乎？事不可为也，若遗吾骑兵三万，战将十人，当可出塞北击匈奴，取其单于之头，悬于北阙！今陛下铁骑八万，带甲百万，雪平城之耻，复吕后之仇，正在当时！”
    申屠嘉的话，也让许多的将军列侯，都心生共鸣。
    尤其是在长城上吹风沙的将军们，更是感同身受。
    大家在匈奴人面前，憋屈了几十年，忍耐了几十年，多少手足同袍，死在匈奴人的袭击之下。
    谁愿意一辈子缩在长城之内。
    男子汉大丈夫，本当快意恩仇。
    对于匈奴，大家都觉得，是时候让匈奴人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八万换装了全新装备的骑兵，就是大家的底气所在。
    全新的装备和全新的战术，使得每一位汉军将领，都确信，自己确实已经拥有了对匈奴的战术和装备优势。
    更何况，匈奴人在幕南，兵力出现了空虚。
    趁他病，要他命，是每一个合格的将军的本能。
    至于和亲条约什么的？
    那不就是一张擦屁股都嫌太硬的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