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革命”这一群体行为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以某种思想出现为界限，在此之前的革命大多为被税赋或灾害逼到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暴起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在此之后则多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和诉求的革命。充当分界线的，就是由卢梭拉开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大幕。
    浪漫主义对世界革命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的革命中，除了投机份子，大多数革命者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主张诉求和身上现实主义成份的多寡。
    罗兰和他的父亲李拿度都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者，但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从李林那里学到现实主义思考方式，而且还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这就使得他的三观和对革命的看法与其父存在极大的不同。
    李拿度的反抗方式是隐居，让“神意代行者”这一存在消失，让母神失去介入和操控世界的杠杆。罗兰则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是旧的世界秩序，贵族和教会居高临下支配国家的体系，抑或李林的新秩序，其本质都是极端保守与抗拒改变的。特别是经历过查理曼与亚尔夫海姆的战争，战后三年与诸国打交道的经历更是让他对诸国“抗拒改变，就连合理性也予以抹杀”的顽固有充分的感受。
    “所以当‘典范转移’的计划浮现在他脑海中时，他首先想到的受众并非达官贵人，而是诸国的商人、学者和百姓。”
    商人对一切能获得利润的东西具有高度灵敏干的嗅觉，学者们则对帝国专利制度妨碍他们追究学术进步感到深恶痛绝，民众既有反感帝国的民族自尊心，又有盲目追随潮流的从众心理，一旦某种事物触发潮流，他们一定会迅速成为拥趸。
    只要由点及面，将“电信技术”的好处宣扬开来，在民间形成潮流，政府就会感受到压力，不管是出于利益垄断还是不把某种潮流抓在手里就会不安的心理作祟，诸国政府都会设法去管控和接触，最终了解这种潮流带来的利弊。之后不管他们是抗拒还是接受，典范转移都会完成。
    “考虑到现状，这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要不要……”
    “不，不要动员警察或帝国社会秩序保障局。”
    李林摇了摇头。
    “共同会议期间动用强硬手段是非常敏感的，更何况还可能会牵涉到外国人，一旦演变成外交问题，被动的可是我们这边。”
    “针对会议期间外国人的生命、名誉面临危险时的紧急状况所做的预案已经准备了好几套。另外关于外国政要的暗杀和保护的实弹演习也进行了好几次。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派不上用场当然最好，万一……那也只好希望事情能尽可能和平收场了。”
    嘴角微微扬起，帝国的主宰俯瞰着一叠与会各国代表团人员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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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方面或许有备案，但绝不会在共同会议期间动手。”
    弄清楚帝国试图引导的潮流方向和背后的目的，对帝国方面在安保、监控方面的总体方向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
    塑造和平开放的氛围，克制暴力的使用，遇上必须使用暴力的情况，一定要控制影响范围。总而言之一句话，绝不能影响共同会议的召开和进行，直到会议顺利闭幕，各国代表和外国游客全部高高兴兴回国为止，一定要保证帝国“和平天使”的形象。
    帝国安保部门和情报机构这段日子里应该会很郁闷，不过想要在会议期间搞事情的人也一样，面对这种微妙僵局，硬来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问题的关键，果然还是在电信技术的特殊性上。
    罗兰用手帕擦去桌面上的水渍，盘点着自己计划中的难点。
    通常来讲，典范转移的受众越多越好，最好是通过媒体进行炒作话题，将足够多的眼球吸引过来后再进行披露，事后再用专家学者媒体之间的辩论和争执持续保持话题热度，以此让人们接受新典范。
    可要想在帝国眼皮底下进行公开披露谈何容易，只怕话题还没被炒热，帝国安全部门就要上门送咖啡了。不要说罗兰身份敏感，就算他不是帝国各暴力机构挂名悬赏的前几位之一，只是一个热爱发明创造的普通人，帝国专利局和帝国社会秩序保障局也会以涉嫌“侵犯帝国技术专利”把他请去好好商讨一下，是老老实实认栽赔钱，还是在监狱里待个几年，接受劳动带来的精神洗礼。
    公开披露不行，与少数遴选出来的对象进行私下接触如何?
    一样不行。
    有线电信技术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比较大，无线电设备开机后的信号则会引起帝国方面的注意。考虑到“作秀”期间必须全程演示如何使用通讯设备，如何有效利用情报，以上过程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就是说，在帝国境内绝无可能进行展示。至于在外国展示，则要面对帝国专利制度，在巨额罚金面前，没几个人敢于冒险。
    明的也不行，暗的也不行，是不是意味着只能就此作罢?
    恐怕也不尽然。
    “首先要展示明确的、可以带来利益的结果。”
    说是追求也罢，说是趋利也罢，人们总是会对能快速带来利益的东西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教训，却总还是有人抱着一夜暴富的美梦一脚踏进那些被翻来覆去玩了千百年的诈骗陷阱，落得个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结局。
    罗兰不是职业诈骗师，但他跟在李林身边的那些日子里可是见多了财团如何使用这套手法去行销新技术或是发行金融衍生工具，可以说对这一套的利弊，他已经了然于胸。
    第一步是展示明确的可观的利益，第二步是吸引投资，第三步是取得初步成果，将利益反馈给最初的投资者，第四步是用丰厚的回报吸引更多投资者……以此类推形成循环。
    听上去有点像是庞氏骗局，但不管是骗局也好，正常投资也好，大致流程都是这样，再说投资本来就有风险，一些垃圾项目和骗局的区别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关键不在骗子的骗术有多高明或是推销员的口才有多好，重点在于被骗者或投资者是否足够理性和专业知识，是否能抑制自己的贪婪。
    “通过共和国这三年来的种种，我已经可以确定，要想让民众理性的使用自己手中参政、议政的权力，首先应该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他们被民粹势力和极端主张绑架的可能性。”
    只是降低，不可能杜绝。
    共和国和帝国内部的极端主张者里都不缺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在个别组织里还是主力。可以说民粹和受教育程度固然有关系，但并不绝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样会被民粹蛊惑，自陷其中而不知，只是民粹大军中，知识水平高的群体相对较少罢了。
    “民粹不可能杜绝，民族主义也一样。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准固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指望每个人都能理性、无私的思考问题并将思考的结果用手中选票表达出来，可能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可这不是拒绝任何变革，就连可能性和希望也予以抹杀的理由。”
    诸国上层和李林都是期望世界不发生任何改变的保守势力，只不过一方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另一方则是基于神意和“如何确保世界和平与永续运行”这一课题。从目的本身来说，李林显然要无私的多，称为高尚也不为过。可以结果而论，李林创造出来的新秩序却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成果。
    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马基维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新秩序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新秩序是一种基于科学和理性构筑起来的秩序，其本质是非感性甚至反对浪漫主义、人文主义之类“感性思考”的。用直白一点的话来讲，就是一板一眼、没有人情味的思维方式。
    罗兰批判这种思维并不仅仅是因为其没有人情味或扼杀可能性。平心而论，新秩序有其优势，尤其是行政效率、官员清廉、推广科学技术、集中力量发展国家、最大限度的实现全民社会福利等方面，帝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像帝国那样快速且深入的执行。可以说正是财团、亚尔夫海姆点亮了科学的明灯，为闭塞了近千年的黑暗时代投下一道亮光。
    然而这道亮光固然给人光明，却不给人温暖。虽然驱走黑暗，却不能照彻人心。
    且不谈功利主义与实证主义对人性的冷漠。也不谈“科学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却无法理解所有的事”这一事实。光是新秩序对人性、个体的彻底否定，用功利的快捷与技术的便利来抹杀整个世界的感性这一点，罗兰就无法忍受。
    作为一个人，一个不像自己所见过的任何一个人，与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迥然不同的人，拥有自我和感性的人。罗兰发自心底的明白，自己和新秩序绝不相容，也绝不可能放任新秩序的洪流就此吞没世界。
    这一局他非赢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