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左老先生愣怔了一下，然后，他温厚的声音再度响起：
    “小潇啊，你进了左氏的门，当然就和我是一家人。我虽然偏心阿愈，但在我心里，你也是除了阿愈之外我最亲的晚辈了，又为了左氏，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你有事让我办，我一定办到。”
    有了左老先生的话，我的心沉静了几分，说出的话更斩钉截铁：
    “我想托您查清楚，如果温崇良真不是意外死亡，那害死我父亲的凶手到底是谁。”
    可怕却又忽略不掉的直觉告诉我，温崇良的忽然去世，恐怕和我脱不了关系。总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但却在秘密进行的——
    如果温崇良的死真的和我有关系，真是因为阴谋，我一定要把幕后黑手揪出来。
    “好，小潇，你放心，我一定在最快的时间内查清这件事。”
    左老先生并不废话，痛快利落地给了我保证。
    下午两点，我看着窗外落日下的山谷，却被匆匆闯进屋子里的佣人吓了一跳。他那副慌张的样子，让我心里一震，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立刻着急道：
    “怎么了？你说话啊。”
    佣人扶着门框喘息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气喘吁吁道：
    “夫人，赶紧上车，老爷子说左先生好像查到你在这边了，他坐飞机在往这边赶，让我们赶紧送你离开这里。”
    闻言，我立刻匆匆地往门外走，就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
    “快走，行李我不要了——”
    开玩笑，这种时候，我一刻都待不住，让我直接从山谷里用两条腿往外走都行。左愈这个名字对我的威慑力就是如此之大。我真的不敢想象，左愈再见到我时会是什么表情。
    那个男人，疯狂如斯。如果说我在这世界上还害怕谁的话，那我怕的人一定就是他。
    仍旧是送我来的那辆黑色房车拉着我走。
    “夫人，您放心，左先生不会发现您的。我们先将您送去老爷子个人的一处房产，然后再直接送您出国。这一次，说什么都不会被左先生找到。”
    开车的司机温声劝我放心，可我的一颗心，却随着路程颠簸着，怎么也放不下来。
    为什么，离开了沪城，左愈还能找到我？一定要我逃到国外，在一个异国他乡的地方，才能彻底和他告别？
    为什么，左愈就是不肯放过我？
    在路上颠簸了五个小时，中间换了几次乘坐的车，才终于到了落脚的地方。这一次，我在下车前化了很浓的妆，易容成了男人的样子，穿着保镖的黑色西装，混在他们中间才在豪宅区下了车。
    “夫人，到了屋子里就没有被发现的危险了。这栋房子是左老先生用化名买的，左先生再神通广大也查不到这里。”
    进到独栋别墅的起居室里，负责护送我的保镖领头人松了口气，欣慰地对我说。
    我却只是沉默不语。
    活得这么累，像个逃/犯一样，全是因为他左愈的穷追不舍，我身心疲倦到了极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偶，等到发条坏掉的那一日，就会完全崩溃。
    在新的房子里又住了不到一天，快到晚上的时候，佣人再一次匆匆地跑进我的房间，比上一次更加气喘吁吁，更加慌乱无措。我一看到他，差点直接背过气去，紧张到了极点，提心吊胆地问：
    “左愈又发现这个地方了？”
    就在我已经起身准备匆匆离开时，佣人惨白着一张脸对我道：
    “夫人，不是左先生找到您了，是他在从飞机场出来的路上，开车的保镖一脚油门撞上了对面的货车——那个新招来的保镖，他是一个该死的叛徒，收了别人的黑心钱，宁愿不要自己的命，也要弄死左先生！”
    闻言，我顾不上别的，直接问道：
    “左愈现在怎么样？他，有没有伤到要害？！”
    佣人哭丧着脸，说出的是我最不想听到的话：
    “夫人，左先生他还在重症室里昏迷，医生说不知道他能不能度过危险期，还能不能醒过来。”
    这个消息听在我耳里，就如同晴天霹雳。一瞬间，时间好像停止了，世界的喧嚣我也都听不见了，眼前又是漆黑一片，头晕的感觉更让我站都站不住——
    “夫人！您怎么了？”
    佣人扶住我，紧张地问：
    “这种时候，您可不能再出什么意外啊——”
    他吓得声音都发了抖，就好像末日已经来临。但正是这种危机感，让再一次突发性失明的我凭借着一股不知从哪儿来的意志力，没有直接倒下，强撑着克服了晕眩感，颤抖着声音道：
    “立刻备车，我要回沪城。”
    我能想象，这个世界没有了我是什么样子。但我不能想象，这个世界没有了左愈会是什么样。
    短短几天内，连续两个坏消息，让我的神经都快麻木，心里凉得快要透底，但希望左愈能尽快醒过来的意愿，却是我心底最好的那一点属于人的温暖。
    左愈，他还不能死。
    我向上天情愿要让他活着。在我死后，他要一辈子顺风顺水地活着，像歌词里说得那样，百岁无忧，徒有泪流。
    只有这样，他亏欠我的那些东西，才能补得上。
    只有他的一生，才还得上他曾带给我的痛苦。所以，他怎么能死得这么早？
    上天知道这时候我最需要视力，很快就把光明还给了我。
    左氏医院内，我扶着墙，匆匆地站到重症室的门口，隔着一层干净到仿佛没有丝毫灰尘的玻璃窗，看着躺在里面乖巧如孩子的左愈，说不清是心痛，还是已经痛到了没有心。
    “他什么时候能醒？”
    玻璃窗上，映照出我麻木的脸。我看着站在外面的医生，像已经傻了一样重复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