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意提早交卷，结果还是晚了，到火葬场的时候我只看到了已被火化的灰烬，安静地躺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
    纪丙年就站在大门口，身体笔直，仿佛一根柱子。我不清楚他是对死亡有所畏惧，还是因为不知道把盒子放哪才选择拿在手里。
    他的头顶正上方是麦川殡仪馆几个大字，我一下电驴，就立马看到了他。而他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抬起头，眼神在我身上停留。
    他左手紧紧握着我的行李箱，肩膀上挎着我的包，骨灰盒则被他稳稳地换到了右手。
    我们准备动身回家的时候，另一家人的老人刚刚烧完，大厅中坐满的人群立刻活跃起来，红、绿、白色的孝衣在人群中混杂，做着些夸张的动作，一边磕头，一边撒米，一边放声大哭。
    我看着那一片热闹的混乱，忍不住向纪丙年询问：“我们不会也搞这一套吧，我可受不了。”
    纪丙年回答道：“从…从简。”
    我“嘶”了一声。
    后来我们并肩向家的方向走去，他几次做了个预备动作，我以为他要把爸的骨灰放我包里，连忙喊道：“别放我包里啊，哥！”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感到有些尴尬，赶忙解释道，“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有点怕，这不是死人的东西吗。”
    说完这句话，我有些后悔，感觉自己的话似乎有些失礼，又找不到别的话来解释，只能默默看着他。
    他拖着行李箱向前走去，行李箱的轮子在坎坷的路面上磕磕绊绊。但他走得却很稳，“不…不怕。”
    那是五月的梅雨季节，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回来，他见我哆嗦，误以为我冷。其实他并不知道，在内心深处，是另一种感情让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预感，我爸爸总有一天会犯下大错。
    我爸爸犯下大错的那一天，他在家里磨了一上午的刀，然后去找我妈。但我妈那天并不在单位，她因为胸闷去了医院，我爸又背着刀回去了。
    楼上的邻居在丢垃圾的时候看到了他，叫我爸，哑巴，回来了啊。
    他可能觉得我爸爸看上去脸色不太好，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做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断：“又打老婆了？能小点声吗，扰民了都。”
    后来的事情，纪丙年并没有再详细跟我说过，我脑补了很多个版本，但都没有参考价值，因为说了也没什么用。我只记得纪丙年曾跟我提过，我爸以前在厂里唱歌。
    下岗以后，国家给了他一大笔钱，他将其中大部分都花在了看病上。他切除了嗓子里的肿瘤，癌细胞是去除了，但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不论过去他曾经怎样，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