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刘协握着伏寿的手，忽然觉得伏寿的手有些凉，突然明白了伏寿的不安。“怕难产？”
    伏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臣妾不知道还有没有再生的勇气，本以为……”
    刘协沉吟片刻。“这就是你身为皇后必须承受的重任。”
    伏寿的脸顿时煞白。
    刘协又拍了拍她的脸。“不过你也不用这么担心，难产通常都是第一胎。既然你已经顺利生下了皇嫡子，只要你能按照现在的经验，适当锻炼，将来应该不会有问题。再说了，太医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会将危险降到最低。”
    伏寿低低应了一声。
    刘协没有再劝，只是静静地搂着她。
    正如他刚才所说，这是伏寿身为皇后必须承担的责任。
    除非她愿意放下皇嫡子继承权的执念。
    凡事皆有代价。
    ——
    纠结的不仅是伏寿，还有公卿大臣。
    天子召他们来南阳的直接原因就是皇嫡子的诞生，讨论皇权的继承是必然之理。只不过天子富有春秋，还没到非立太子不可的地步，所以讨论的重点不局限是否立皇嫡子为太子，而是拓展了一些。
    在推行新政的背景下，原有的皇权继承制度是否需要改革。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分歧很大。
    事实上，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汉代尤其如此。以皇嫡子立为太子，然后又继位为君的非常少，绝大多数皇帝都没有安排这个规矩来。
    事实没有歧义，但观点却大有不同。
    有人认为，这说明这个原则形同虚设，不可能，也没必要坚持。
    还有人说，之所以天下纷乱，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坚持这个原则，引起了太多人的觊觎，搞得随便一个皇族都想继位，连张角都知道支持甘陵王、安平王，欲行废立之事。
    但这个问题绕不过一个障碍：少帝与今上谁更应该继位？
    就像历史上的很多次辩论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没法继续了。
    为了避免在公开讨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形，杨彪与贾诩、周忠一起商量了一个原则。
    事例局限于本朝，止于孝灵，不涉及少帝与今上。
    理由也很简单：董卓废立是意外，是武夫乱政的结果，不能作为常例。
    虽然这个理由很牵强，却没有人反对，都接受了这个原则。
    大家都清楚，要想讨论个结果出来，甚至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有所取舍。
    在这个基础上，杨彪又明确了两点：一是以史为鉴，二是实事求是。
    以史为鉴的意思，就是着眼于实践，不局限于应然，以免过于空泛、理想化。
    简而言之，就是史重于经，要务实，不要空谈。
    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太多的顾忌，争取把事情说透，得失都摆在明处。
    比如孝灵朝的历史，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最适合用作分析的例子。如果处处顾忌，那就没法讨论了，等于放弃了一个最有可能说清楚的事例。
    对于这一点，杨彪事先请示了刘协，得到了刘协的支持。
    他一直在筹备孝灵帝纪的编撰事宜，积累了不少史实，正想听听大臣们的评价。
    身为人子，就礼法而言，他本有避讳的义务，但……他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孝灵皇帝的儿子，也就没什么心理障碍，自然可以坦荡一些。
    他甚至说，如果有必要，最近十多年的事也可以讨论，不必设限。
    杨彪婉拒了。
    天子可以大度，大臣不能不保持必要的尊敬。
    前提和原则确定之后，讨论随即展开。三公及各府的掾吏先内部讨论，来上计的郡守和计吏们也参与发言，一时间热闹非凡。
    很快，一批年富力壮，既有学识，又有施政实践的官员便成为意见领袖。
    陈宫便是其中之一。
    从建安三年起，他任九江太守，已经六年有余。
    对他来说，这些年很是煎熬，却也逼着他思考了很多。
    在此之前，他论事只看是否符合圣人教训、典籍要求，不太在乎是否可行。在他看来，正因为不可行，才更加珍贵。
    圣贤岂是好做的？就是要为人所不能。
    到任之后，他碰了一鼻子灰。
    度田迟迟无法推动，倒是有很多人见他好说话，找上门来，要求补偿袁术的欠账。一开始，他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想做一个仁君，直到他发现越来越多的百姓不堪重负，开始逃亡，迁往毗邻的庐江。
    就因为阎象在庐江推行度田的力度更大，而舒县周氏作为庐江第一世家又相对支持度田。
    在少部分的人贪婪与大部分人的贫困面前，他意识到了天子坚决推行度田的良苦用心。
    在韩遂奉诏监兖豫二州时，虽然九江并不在韩遂监领之列，他还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度田。一方面，他用西凉兵来威慑九江大族，压制他们的气焰；另一方面，他又用庐江推行度田的好处来激励百姓，求得百姓的支持。
    这个办法看似诡诈，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拖了几年的度田，终于得以完成。九江今年上计的结果也终于好看了些，不再被庐江压得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