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驾的《雨晴》诗，在晚唐诸多诗篇中并不算上等佳作，以诗趣清新盎然而称。
    难耐诗兴动笔修改的也不止上官婉儿一人，还有一个名气要比上官婉儿包括原作者王驾更大的，那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比较巧合的是，上官婉儿与王安石的改作居然颇有相类。
    这虽然有巧合的成分，但也不算是什么小概率事件，二者所以改诗有一个原因便是都看重诗文格律。当下诗歌格律还没有正式形成，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乃是律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秉承这一点家传意趣，上官婉儿对诗歌格律有比较严格的追求也属正常。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时期，诗歌格律已经完全成熟，在宋人看来，绝句就是律诗的一部分，所谓的“绝”，即就是“截”。绝句前联对偶，那就是截了律诗的后半部分，后联对偶那就是截了前半部分，两联都不对偶便是截了律诗的首联、尾联，绝句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诗歌体裁形式。
    至于唐人所言绝句，则是继承于南朝。南朝以两句为一联，两联为一绝，这便是绝句的由来，又称为联绝。
    唐人诗歌成就虽高，但是在艺术技巧方面，必然是一个逐渐丰富与成熟的过程，后世肯定是要丰富过前世，这也是文化不断的发展与下沉的趋势脉络。
    到了明清时期，技巧上肯定更趋成熟，所以讨论文化，大不必捧古讽今。唐朝是诗歌开创期，构建高屋框架，因是气魄雄壮，后世则在此框架下不断的添砖加瓦，这才共同构成诗歌广厦。
    后世诗歌虽然少有新的领域开创，但是文学体裁也丰富起来，明清小说的艺术高度又远远不是唐传奇能比得上的。
    诗歌是唐人日常文娱消遣之一，后世讲到上单、打野这些概念，唐人也懵啊。时代不同，不必放在一个标准去讨论优劣。更何况艺术的高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评判。
    比如王安石所改雨晴诗，有的选本就称语工意足，了无鑱斧之际，有的选本则称改成了蠢诗，即非品金，却被王安石点成了铁块。品诗是一件私人化、情绪化的事情，个人感受如何，占了极大比重。
    诗文创作之中，格律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规则，《雨晴》是一首有着独立感触与意趣的诗作，当以规则套用其中，改诗者又不能完全体会原作者的心境意趣而只是追求恪守规律，斧凿之间匠意趋同并不奇怪。
    上官婉儿能与王荆公巧于同工，倒是不负才女之誉。
    当然，在郑金道听途说的转述中，并没有完全还原太后武则天针对这首诗的点评。
    否则李潼所关注的重点将不再会是上官婉儿才高与否，而是心惊于武则天对原诗作者心境领会之敏锐洞察，这简直就是观皮洞骨、近乎妖孽的天赋！上官婉儿也算心思细腻，王安石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可是在这方面，他们与武则天相比都是相形见绌。
    对于《雨晴》诗归于上官婉儿名下，李潼并没有多少失望，他脑海中佳篇无数，也不差这一首扬名。
    只是通过这一件事，更认识到上官婉儿的性格，特别在面对武则天的时候，真的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失意，对太后的敬畏可谓是深入到了骨子里。
    在这种极端情绪的支配之下，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要选择隐瞒而非坦陈相告。
    这种因恐惧而做出欺瞒举动的现象，也显示出武则天那恩威交加的御下手段并非全无漏洞，因为本身过于强势，反而不能确保所接收的讯息都是真实的，特定时刻或就会有利用价值。
    不过眼下李潼也想不到该怎样利用这种现象，只是暗记在心里，伺机而动，未来或会产生什么以小博大的妙用。
    禁宫幽居的生活，单调且乏味，特别对于经历过后世资讯、娱乐都无比发达的李潼而言。起居行动都被限制在这一座宫院中，娱乐活动完全没有，人际关系异常单调。
    魂穿一千三百多年所带来的新鲜感逐日丧失，心中的枯燥感也如杂草蔓生，无从遏止。如果不是李潼本来性格就有几分恬淡咸鱼，在这种逐渐堆积的枯燥寂寞逼迫下，怕是也要如李守礼一样，每天做出许多刺激的作死举动，只求能给生活带来一点不问好坏的变化。
    当然，变化也不是没有。比如站在仁智院往南看，可以看到那高耸的明堂构架正在每天拔高，虽然比不上后世机械大用的建筑速度，但是考虑到在一切人工的情况下，这效率也实在堪称惊人。
    说武则天是一个败家娘们儿还真是没有冤枉她，早年唐太宗李世民在攻灭王世充之后，因为洛阳宫苑过于繁华而下令焚烧则天门并一部分建筑，贞观后期自己也有几分膨胀而起意再修洛阳宫苑，但却被群臣劝阻而作罢，驻跸洛阳时只能委屈住在被自己烧得半残的宫殿中。
    唐高宗李治确立洛阳东都地位后修筑乾元殿，本身便以宏大豪华而著称，不逊于隋炀帝所修之乾阳殿。结果使用不足三十年，便在今年年初被武则天力排众议的下令摧毁，于原址起筑明堂。
    眼下督建明堂的是武周初代目面首薛怀义，这个出身市井的野药贩子也是一个奇才，修筑明堂、主编佛经，甚至还统兵进攻突厥，结果突厥不战自退，可谓鸿运福将，简直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为武周代唐做出了巨大贡献，远不是之后的继任者们能够相提并论的。
    不过眼下这座在建的明堂也是前景堪忧，等到公元695年就会因为薛怀义的闹别扭小情绪而被一把火烧个精光。但到了第二年，新的明堂又会被建立起来。
    望着那逐日攀高的明堂建筑，李潼有时候也在想要不要争取结交一下薛怀义。这位一代目虽然最后求仁得仁，作死成功，但从眼下到往后几年时间里，那可都是一路鸿运当头，对时局影响力之大远不是此前给自己诊病的二代目沈南璆能够比较的。
    如果能够获得薛怀义在某些方面的庇护，他们一家安然渡过武周革命这关键几年的几率必然更高。
    但这也只能是想一想，一来他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薛怀义，二来也不确定自己这个穿越者能否驾驭得了狂放不羁的薛怀义。
    要知道薛怀义狂放起来，就连女皇都驾驭不住啊！眼下与其接触而受惠，谁知道最后明堂那一把火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
    除了越来越高的明堂之外，还有一桩变化也引起了李潼的关注，那就是距离仁智院不远的千步阁廊道上驻守的禁卫军士越来越多了，而且换防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甲戈陈设所带来的压力，不独李潼感受到了，就连其他家人也有所感应，太妃房氏甚至下令李守礼每天在房舍外活动不得超过半个时辰，唯恐这小子再做出什么作死的举动。
    不过李潼也清楚，千步阁包括北面玄武城驻军越来越多，自然不会是针对他们一家，倒不至于因此惴惴不安，但心情同样不甚轻松。
    今年是注定不会平凡的一年，五月洛水出宝图，太后下诏地方各州都督、刺史并皇族宗亲集会洛阳，共同祭拜洛水。
    这被一部分时流认为是太后要借此将李氏宗亲一网打尽，并因此而产生诸王将要谋逆的流言，此前李潼一家所以遭殃，就是受此流言牵连。
    虽然眼下自己一家被放过，但李潼自然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流言。以武则天的政治敏感，自然也不会对此失于防备，加强禁宫防御那都是基本操作。
    洛阳的禁卫力量分为南北衙，南衙禁军便是各州折冲府上番宿卫的府兵，由宰相并十六卫大将军统率。
    至于北衙，可以看作皇帝亲领的亲军，在唐初还没有形成定制。其最初形态乃是唐高祖李渊组建的元从禁军，后来李世民发动兵变，由北面宫门玄武门夺取权柄，对北门禁军自然更加的重视，先后增设飞骑、百骑、左右屯营等，以增强北门军力，但北门禁军仍然归南衙统领。
    高宗龙朔年间，在北门屯营基础上设立御林军，用以直接统率北门禁军，北门军权开始逐渐由南衙分离出来，但负责大内宿卫的主力仍然是南衙禁军。
    等到武后专权时期，由于南衙对此本就持有不同意见，所以对北衙禁军的独立性要求便更高。
    除了御林军扩充之外，作为精锐部队的百骑也不再只局限于随从游猎职能，编额大大扩充，特别是在玄武门增设飞龙厩常备战马，使得北衙禁军机动力更强，军械更加丰富，战斗力和对禁宫的控制也渐渐超过了以府兵步卒为主的南衙禁军。
    当然，眼下的武则天仍然还不敢将北衙军权完全剥离出来，独立于南衙禁军体系之外。宰相有监南衙军事的责任，所以现在武则天还是不能彻底的放飞自我。
    北衙真正获得与南衙分庭抗礼，乃至于超过南衙的地位，还要等到盛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的中唐之后，府兵崩溃，南衙再无上番府兵可用，地方节度使壮大起来，北衙更是成为中枢唯一可以依仗的军事力量。
    李潼一家所居仁智院，依傍玄武门，属于北衙的值守范围，千步阁值宿禁军，自然就是北衙御林军。宿卫渐多，宫禁氛围也越来越严重，可以想见外界的形势也越来越危险。
    时间很快到了八月，某日午后，掌直徐氏匆匆来见李潼，神色严峻道：“琅琊王反博州，太后移驾贞观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