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会根据各自的经历，对不同的地方怀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份情感还不只是体现在情绪感受方面，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状态。
    比如太皇太后对洛阳的喜爱就远远超过了长安，原本在长安准备启程时，太皇太后的身体状况仍然很不佳，圣人甚至担心她能不能撑得住长途远行而犹豫该不该带上太皇太后同行。
    可是随着正式踏上行途，太皇太后的精神状态却日渐好转，特别在抵达洛阳、重新见到熟悉的人事风物后，太皇太后更是完全没有了衰病模样，精力也变得更旺盛起来。
    不同于他奶奶对东都的别样情感，李潼对洛阳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喜爱。虽然理智上而言，河洛是较之关中更加适合作为大唐的统治中心，但在感情上来说，长安在李潼心中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了洛阳。
    实在是洛阳这座城市并没有给李潼留下什么美好的体验与回忆，最初来到这个世道的战战兢兢，同武氏诸王争权夺势的步步为营，以及靖国时期收拾他两个活宝叔叔烂摊子的焦头烂额。
    虽然如今他已经是一言九鼎、大权在握的大唐皇帝，但这些过去的记忆在他脑海中却并没有遗忘掉，虽然平时并不会体现出来，但潜意识里对洛阳、特别是大内太初宫还是隐隐有所抵触。
    驾临洛阳的时候，除了大朝会并其他一些盛大的礼事场合，他很少会留在太初宫，平常时节更乐意在上阳宫起居办公。
    或许未来当他年老志衰时，也会像他奶奶一样沉湎于对旧时光的追忆，会特意抽出时间来去游览他往年所居住的太初宫西夹城、仁智院等故地。但是眼下，则就实在殊少这样的情怀。
    凭心而论，洛阳的居住环境要远比长安优越得多，特别是依临洛水、夏日的上阳宫，风光秀丽、水汽充沛，全无长安龙首原上的酷热干燥。
    对于圣人再次驾临东都，洛阳民众们也报以热情的欢迎。除了万众出迎圣驾入城，寻常时节也常有民众聚集在天津桥南，远远瞻望再次变得人气活跃的洛北两大宫殿。
    刚刚抵达洛阳这几天，君臣都在调整各自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并没有立即着手处理军国大事。
    公务方面，宰相宋璟早数月便已经抵达了洛阳，百司职事构架已经梳理搭建起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群臣各司其职、入手极快。
    可是在生活方面，那就因人而异了。今次随驾抵达洛阳的朝臣较之开元七年那一次要更多，这些人相当一部分在洛阳都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
    虽然说朝廷在正式移驾之前也解决了一部分此类问题，但所受关照的毕竟只是少部分在朝大臣，大多数朝士仍需自己张罗筹办。
    为了确保朝臣们能够安心定居、专心于工作，朝廷也特意给随驾群臣赐给了一季的禄料。这一笔钱财也是颇为可观，极大的缓解了朝臣们置业生活方面的开支压力。
    这一批财货赏赐受惠的也不止在朝的臣员，毕竟他们接受赐物后也要用在市中消费，这就间接的让洛阳行市买卖变得更加繁荣，百业民生都能因此得益。
    这段时间里，洛阳市场的承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体现，特别是在衣食等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面对巨大的消费需求增量，洛阳百业行情却起伏不大，特别是粮价，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水平上，甚至都不需要刻意动用朝廷的力量进行平抑调控。
    长安的商贸环境经过数年的发展，虽然也变得颇为扎实，但关系民生的粮价问题却始终存在着，不只每个季节都有不小的起伏波动，还深受各种诸如歉收、运滞等因素的影响，完全比不上洛阳的得天独厚。
    圣人六月下旬抵达洛阳，并没有安排重大的朝事会议，只是召见一些河洛地表各行业的代表人物、以示恩恤慰问，给朝廷留下十几天的缓冲时间。
    一直到了七月望日，洛阳朝廷的第一次大朝会才在太初宫明堂举行。参与朝会的除了大唐内外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六夷胡酋邦主并使者们。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明堂主持大朝会，但每每登临这座宏伟的殿堂，李潼仍不免心潮澎湃。除了感慨于古代的工艺，他自己在明堂凡所经历的人事场景画面也都在脑海中浮光掠影般不断闪现。
    今日朝会除了公布朝廷转迁东都之后一系列人事政令的改变之外，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正式公布对漠北突厥牙帐的出征扫荡，朔方大总管张仁愿统率二十万唐军即日北上，同时诸胡藩属助战军伍也将在朝廷的调度之下分批次第北上。
    虽然眼下已经不是贞观初年诸事方兴，漠北的突厥余孽也不复东突厥颉利可汗时代的强盛，单凭大唐本身的力量便足以将之扫荡平定，并不需要再仰仗诸胡出兵助战。
    但宗藩关系即定，我不需要是我的事情，你不表示则就问题很大。哪怕只是派兵前往漠北旅游一遭，这也是诸胡不可推却的义务，顺便看一看逆我者亡的下场如何。
    朝会结束后，圣人也并没有立即返回上阳宫，而是在明堂别殿召见了宋璟等重臣，继续商讨北征诸事细节。
    虽然这一场军事行动筹划多时且在今日正式公布，但战争真正要打响其实还要到几个月之后的秋冬之交。
    除了大唐的兵马物资向前线调度需要时间之外，也在于突厥特殊的游牧生活习性。春夏之际草原上水草丰盛，四处迁徙游牧，居无定所，极难追踪。
    唯有到了秋冬之际，天气酷寒，突厥部众们才会聚集起来，共同抵御天时的变化。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出兵，才能更准确的掌握到突厥主力的行踪所在围而歼之，最大程度的消灭突厥的有生力量，从而毕其功于一役。
    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军事筹备与调度之外，还有一项必将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联络统合大漠南北诸胡势力，剪除突厥周边的附庸各部，从而孤立突厥、壮大声势。
    当年的颉利可汗虽然因为残暴不仁而搞得突厥怨念沸腾、叛者极众，但毕竟还是盛极方衰、震慑力尚未完全消散。
    如今的突厥默啜则就远不如当年，三受降城建立之前突厥军众还能屡屡内寇，声势很是不弱。可默啜执掌可汗大位后所发动的第一场战争便以惨败告终，之后更被三受降城攻防体系隔绝出了漠南。
    过往数年如果不是大唐忙于内政休养与同吐蕃交战，甚至都不会给默啜留下喘息之机。如今突厥势力还残存多少，那要大战过后才有定论，可若是讲到对外的影响力，那真是拍马都比不上颉利时代。
    所以大唐在战前的统合与孤立工作也进行的极为顺利，枢密使郭知运在将诸胡助战势力人员整理一番后便进奏道：“此番征事，诸宾胡凡所助战之众合十五万七千余众，所覆诸胡邦主、羁縻州府共一百八十……”
    这个数据早在长安的时候便已经有所汇总整理，转驾东都后又有增加，所覆及的已经不只是大漠南北诸胡部势力，还包括其他各个凡大唐势力能够影响的范围地区。
    李潼听到这个数据，脸上也流露出欣慰的笑容。国之大事唯礼与兵，平常时节说大唐国力与影响多么强盛，总是缺乏一个直接的体现，但在这样的征战大事上则就体现的颇为具体。
    早年他御驾亲征、与吐蕃交战青海，虽然也广有群胡助战，但跟当下这个数据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如今除了宾属关系更加紧密的胡部势力之外，大唐都没有特意向群胡下达正式的征召令，但这些胡部便已经踊跃的参战。
    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是大唐的国力与震慑力较之开元四年时期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许多人或许觉得如今北征与突厥大战在即，朝廷不该在五月关中掀起一番整顿入唐胡众的风波，横生枝节之余还破坏了大战前夕的内部稳定，逼得诸胡要投靠突厥共同对抗大唐的威逼。
    但这种想法实在过于简单片面，且不说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并不会因为包容放纵就会对大唐亲近恭顺，关键是此前朝廷所整顿的胡人与大战前夕所需要统合的胡部势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逃离了原本的部族环境而投身于大唐国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护摆脱过往加于其身的酋长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络绎不绝，这本就是在削弱周边诸胡势力的一个过程。现在大唐立法分明，对入唐诸胡的管控更加严格周详，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诸胡入唐的风潮。
    对那些颇具势力的周边胡酋们而言，他们非但不会觉得大唐各项治胡律令的颁行过于严格苛刻，甚至心里还隐隐希望这方面的律令能够更加的酷厉一些。
    毕竟这些政令只在大唐国境之内实施，并不会覆及到他们各自的部落领地，无论再怎么严格，对他们的触伤都少，更可以此证明大唐也并非法外的乐土，让部众们不再热衷于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战需要征召周边胡部势力，甚至还会下令州县官府驱逐境内的逃胡，并勒令禁止招纳胡人奴婢。
    如今国力不同以往，姿态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强对境内胡人的管理，其实也是对周边诸胡部势力的一个示好。
    决定脑袋的从来只是屁股，却从来不是种族血缘，那些胡酋邦主们绝不会对入唐胡人的处境不妙而感觉到同情与悲愤。
    在这长长的宾胡助战名单中，李潼发现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存在，指着名单中一个字号有些讶异道：“倭国使者还没有离境归国？”
    倭国向大唐遣使也是颇有渊源，不说更久远，最近一次就是在开元七年圣驾转到洛阳、重点处理与新罗的纠纷时，倭国遣使抵达洛阳。
    虽然后世有关倭国遣唐使的研究颇多，但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倭国在大唐的朝贡体系中存在感实在不强烈。
    一则是倭国本身的势力不足可观，最大的手笔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济的时候，倭国助战百济，结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战被刘仁轨打得大败亏输。也是出于对三韩问题的重视，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战后特意遣使倭国加以训斥。
    二则就是地缘环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还仅止于陆地，更热衷于同大陆上的强权势力争锋对抗，但对海外的邦国势力则乏甚热情，还没有产生什么征服欲。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一时期倭国遣唐的使者素质猥下，对大唐的风物礼仪与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鸡同鸭讲，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极，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懒得应付。
    包括开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并没有正式召见，只是责令鸿胪寺负责接洽，至于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经抛在了脑后，起码是不足以对时势产生什么影响。
    但也不得不说，倭人虽有各种劣性，但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历史上几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绩，可是到了开元年间，对大唐的风俗礼仪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现出汉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吕这样出色的遣唐人员，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声誉，同当时的士林人物也缔结了不浅的友谊。
    李潼作此发问，是因为在名单中发现了倭国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请求参加大唐攻灭突厥的战事。
    如果不是因为名单中有出身标注，李潼看到这名字的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恍惚间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忆才想起来开元七年的倭使同样也是这个名字，所以才有此问。
    宋璟闻言后便起身笑语道：“倭使的确没有离境，开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见，又因彼时同新罗颇有开战气氛，不敢循渤海航路离境归国，便南下扬州盘桓未去。闻知圣驾将要再赴洛阳，倭使便自扬州重返洛阳，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几番递告表书，但臣别事缠身，也未能抽身接见。”
    “倭使入国几员？此番助战三百员，莫非已经是使团全部？”
    李潼闻言后又笑语问道，而宋璟也没想到圣人会对这海外倭奴国如此感兴趣，并没有将倭国人事相关记在心中，归案翻阅片刻才又开口回答道：“圣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国员众三百零八人，逗留扬州时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战，应是其凡所扈从尽数列甲。”
    听到这回答，李潼更是一乐，区区三百人甚至凑不成一个营，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某一场斥候游击的遭遇战就能直接被干掉团灭。
    但势力虽然不大，这份态度却是满满的殷勤赤诚，李潼于是便又问道：“如此殷勤表现，想是诉求不小，倭国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归案补课，开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诉求，一在倭国名号猥琐不文，恳请圣人另作封赐，二在其国民愚不知礼，恳请朝廷能够招纳其国贵胄入国学受教，三在恳请朝廷赦免流亡其国百济残众悖逆之罪。”
    倭国这个名号自汉时便有记载，后世更挖掘出东汉光武帝赐封倭奴国王金印。往年倭国封建不兴、制度全无，这样的名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可是随着上层人物智慧渐启，便渐渐的有些瞧不上这个旧号，所以屡屡请求大唐能够更改其国名封号。
    李潼对倭国历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体应该处在所谓的奈良时代，至于日本这个名号的来历也是不甚了解。后世倭国渐强，倒是颇有考据论证日本这一国号并不来自大唐之所赐封，而是其国本源诞生。
    但无论倭国自己怎样叫法，眼下想要在国际上获得存在感，也只能诉求于大唐，大唐称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抛开这个国号问题不说，对于倭使后续两个诉求，李潼倒是颇有想法。
    他对眼下便征服倭土、封远建制倒是没有太强烈的期待，不过文化上的输出倒也可以进行，如今国子监的留学生品类数量不少，再增加几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至于说赦免逃亡倭国的百济遗民，也足以体现出倭国悠远流长、欺软怕硬的国民本性。
    白江口一战之前，倭国自是不可一世，认为自己海外雄国、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韩局势，就连倭国君主都想来一把亲征，结果还没出征就挂了，没能看上一眼自家战船被烧火焰是多么灿烂。
    白江口一战结束后，倭国便彻底安顺下来，不断频频遣使谢罪，对大唐在东北的经略动向也是分外关心。
    此前大唐在与新罗交涉过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济故地。这还没有对倭国产生直接的威胁，倭国便忙不迭入使恳请朝廷能够赦免其境中百济亡众，唯恐被这些百济人连累将灾祸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确无意于更向海外经略，总得给后代留下一点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孙不够给力，那即便搭好一个事情框架，也无非劳民伤财的一代之政。
    但话虽如此，李潼也想试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线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说道：“百济残众凶悍难驯，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贸然纳之，焉知是福非祸？
    其国与我虽旧有隙，但近年所持宾服姿态亦甚恭谨，不忍见其养患国中而不加施救，着令有司与倭使计议于其国远滨择地设府、圈管百济逃亡之众。若事不行，亦不必强令，来年其国因此滋乱，勿谓言之不预。”